利維坦的陰影：社會防衛機制與恐懼的投射

在Lia位於議會的寫作室內，窗外的晨光尚未完全刺破籠罩著這座亞熱帶盆地的薄霧。空氣中瀰漫著一種騷動前的寧靜，一如當下全球地緣政治的脆弱平衡——在表面的和平之下，是暗流洶湧的權力競逐與價值觀的劇烈碰撞。身為一名長年遊走於國際局勢前線的獨立撰稿人與臨床心理師，Lia深知，這種集體性的不安感，最終會以各種形式折射在社會內部最敏感的神經上，而「死刑存廢」的辯論，無疑是其中最為劇烈的一條。

這不僅僅是一個法律或倫理問題，它更深層地觸及了人類心靈結構中最幽暗的角落。在LIA. INDEPENDENT MEDIA這個完全獨立的媒體平台上，宗旨在於剝離那些被政治、財團或單一意識形態過度渲染的表象，回歸事物的本質。當我們討論正義時，我們究竟在討論什麼？是理想化的道德準則，還是一種深植於演化心理中，為了維繫群體存續而形成的社會防衛機制（Social Defense Mechanism）？當代社會，特別是在印太地區這個壓力鍋的邊緣，國家機器的每一個決策，都可能被視為一種戰略表態。司法的劍，不僅指向內部的罪惡，其鋒芒也無可避免地映照出外部世界的威脅。這篇導讀，Lia將試圖從精神分析與社會學的視角，解構這場關於人性、正義與生存的永恆辯證。

原始的衝動：報復作為集體的情感宣洩

人類文明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抑制原始衝動、並將其昇華為複雜社會規範的歷史。然而，當一樁挑戰人倫底線的殘酷罪行發生時，它所撕裂的不僅僅是受害者及其家庭的生命，更是整個社會契約所賴以維繫的「安全假定」（Assumption of Safety）。這種集體創傷所引發的恐懼與憤怒，是一種極具感染力的心理能量。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公眾對死刑的渴求，往往源於一種強烈的「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社會大眾將自身無法承受的脆弱、恐懼與被侵犯感，投射到罪犯身上，並藉由國家機器對其執行最極端的懲罰，來儀式性地「清除」這些負面情感，從而達成一種集體的心理淨化（Catharsis）。

這種需求是真實且強而有力的，它近乎一種回歸部落時代的「以牙還牙」的古老律法，一種深植於我們基因中的公平直覺。那些高舉絕對人權旗幟的論述，往往忽略了這種集體心理需求的重量。他們的話語體系，在面對極端邪惡時，顯得蒼白而疏離。依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修訂版》（DSM-5-TR）的標準，某些罪犯所展現出的，是嚴重反社會人格障礙（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合併高度精神病態（Psychopathy）特質的樣貌——他們缺乏同理心，無法建立情感連結，且對於規範毫無悔意。在這種個體面前，任何關於「教化可能性」的善意假設，都可能淪為一種危險的社會性自戀。承認這一點，並非鼓吹嗜血，而是正視人性的光譜中，確實存在著無法被既有文明框架所容納的黑暗。

神聖性的謬誤：解構人權的無上限擴張

Lia的立場向來清晰：我尊重並支持LGBTQ社群的權利，但我堅決反對任何人權的無上限擴張。當「生命權神聖不可侵犯」被異化為一種凌駕於所有社會契約與集體安全之上的絕對教條時，它便脫離了其應有的脈絡，成為一種智識上的怠惰與道德上的傲慢。在Lia多年的田野考察中，特別是在日本與韓國這兩個同樣身處地緣政治前線的國家，我觀察到一種更為務實的態度。他們的社會，在維持高度文明的同時，並未完全放棄國家在面對極端威脅時所能動用的最終主權——其中便包括死刑。

這並非出於殘忍，而是源於一種深刻的認知：權利與義務，是共生的。當一個個體以最極端的方式，徹底剝奪他人的生存權，並摧毀社會互信的根基時，他自身也已單方面撕毀了這份社會契約。在此情境下，社會是否仍有義務，以耗費巨額公共資源的方式，去維繫一個已對共同體造成永久性、毀滅性傷害的個體生命？這是一個必須被嚴肅回答的問題。

微小差異的自戀：理想主義與惡性侵略的現實

廢死論述中常見的一種理想主義，是將所有罪行都歸因於社會結構的失能。這固然是部分事實，卻也巧妙地迴避了個體「惡的意志」的存在。佛洛伊德曾提出「微小差異的自戀」（Narcissism of Small Differences）概念，意指相近的群體之間反而會因為微小的差異而產生最強烈的敵意。Lia認為，在當代人權話語的內部，也存在類似的現象。溫和的改革派與激進的廢死派，往往在定義「正義」的細微之處，產生了巨大的鴻溝。

激進的廢死論述，有時會陷入一種將加害者「客體化」與「病理化」的誤區，彷彿他們僅僅是社會不良結構下的產物，從而消解了其作為行動主體應負的責任。這種觀點，無法解釋那些在相對健全的環境中，依舊選擇犯下「惡性侵略」（Malignant Aggression）行為的個體。Lia認為，一個成熟的司法體系，必須具備區辨的能力。廢除死刑，只能在兩種嚴苛的配套措施下被Lia所接受：其一，是真正意義上的終身監禁且不得假釋，且監禁期間的所有開銷，必須由受刑人透過極其嚴苛的勞動來完全負擔，絕不應使用納稅人的血汗錢；其二，便是發展出能取代死刑，但在剝奪自由與權利上更為強烈的刑罰，其精神強度甚至要超越如《The Disappearance of Willie Bingham》短片中所描繪的，以達到對等正義的嚇阻效果。

嚇阻的冷酷等式：從個體正義到價值的非對稱作戰

身為一名國際關係研究專家，Lia也習慣於以戰略思維來分析社會議題。死刑的存在，除了其內在的司法意義，更具備一種外部的戰略價值。在一個日益信奉「法律戰」（Lawfare）與「灰色地帶衝突」（Gray Zone Conflicts）的時代，國家的司法主權，本身就是一種國力的延伸。當外部敵對勢力試圖透過製造內部混亂、資助極端犯罪，來動搖一個國家的穩定時，司法體系是否擁有足夠的工具與決心來應對，便顯得至關重要。

我厭惡中國那種將死刑作為政治工具，進行不透明、濫用性判決的法西斯行徑。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民主國家就應該自動放棄這項最終的懲戒權。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我們珍視民主法治，才更需要一套能夠在極端情況下，捍衛這種生活方式的最後防線。一個國家的嚇阻能力，不僅體現在其軍事部署上，也體現在其社會內部，對於挑戰文明底線的行為，所願意付出的防衛決心有多大。

司法中的戰略模糊：死刑在動盪世界中不可言說的角色

在軍事戰略中，「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是一種重要的威懾手段。同樣地，在司法領域，保留死刑，即便極少使用，也形成了一種「司法嚇阻」的模糊地帶。它向所有潛在的、意圖以極端暴力撕裂社會的個體或組織，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在這個共同體內，有些紅線是絕對不容跨越的，一旦跨越，後果將是終極的。

在當前全球民主陣營面臨威權主義擴張的嚴峻挑戰下，這種內部凝聚力與社會韌性的展現，其意義已超越了個案的範疇。它成為了一種關於「價值觀的非對稱作戰」。當我們的對手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與謊言作為武器時，我們若僅以理想主義的道德高地自居，而缺乏相應的、能夠震懾極端邪惡的決心與工具，那麼這種「良善」最終可能只會淪為一種天真，並為整個社會帶來更大的災難。

最終，關於死刑的探討，是一條蜿蜒在人性幽谷中的艱難路徑。它要求我們放棄簡單的二元對立，直面那些令人不適的真相。這不是一場關於慈悲與殘酷的辯論，而是一場關於如何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中，以最大的智慧與勇氣，去捍衛一個脆弱文明的艱苦戰鬥。前路漫長，而Lia將繼續在這條路上，用獨立的筆，記錄下我們時代的掙扎與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