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18年7月11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在布魯塞爾舉行峰會並發表聯合宣言。此次峰會在跨大西洋關係因「負擔分擔」議題而呈現高度政治緊張的背景下召開，其最終發布的宣言，不僅是對聯盟面臨的嚴峻安全挑戰的共同評估，更是一系列旨在顯著提升聯盟集體防衛與威懾能力的重大決策的權威性文件。宣言的核心，是盟國對《華盛頓條約》第五條集體防衛承諾的絕對決心，並在實踐層面推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軍事態勢調整。其中，最具里程碑意義的決策是啟動「北約戰備倡議」（NATO Readiness Initiative），即著名的「四個三十」計畫，要求盟國承諾在三十天或更短時間內，準備好三十個主要海軍作戰單位、三十個重型或中型機動營、以及三十個空戰中隊，以應對大規模、高強度的軍事衝突。為支撐此倡議，峰會批准了自冷戰結束以來對北約指揮體系最為根本性的改革，決定設立三個全新的作戰司令部：專注於保護跨大西洋航道的諾福克聯合部隊司令部、保障歐洲內部軍事機動性的烏爾姆聯合支援與賦能司令部，以及一個網路空間作戰中心。在應對俄羅斯方面，宣言以更為嚴厲的措辭，詳盡列舉了其破壞歐洲-大西洋安全的行為，首次將發生在英國索爾茲伯里的神經毒劑攻擊事件納入譴責，並就俄羅斯違反《中程飛彈條約》（INF Treaty）的行為發出了迄今為止最明確的警告。與此同時，峰會正式邀請當時的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啟動加入談判，並宣布啟動在伊拉克的非戰鬥訓練任務，全面展示了聯盟「360度全方位」的安全方針。儘管峰會被公開的政治分歧所籠罩，但這份宣言以其高度的實質性與前瞻性，證明了北約的制度韌性，表明在共同威脅面前，聯盟成員國仍有能力就強化集體防衛的根本性舉措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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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在裂痕之上—一場充滿矛盾的團結峰會
2018年7月的布魯塞爾，夏日的陽光未能驅散籠罩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新總部上空的政治陰雲。當二十九國元首與政府首腦齊聚一堂時，這場峰會從一開始就背負著沉重的壓力。與以往峰會上精心營造的團結氛圍不同，此次會議的序曲，是美國總統對歐洲盟友、特別是德國，在國防開支問題上毫不留情的公開批評。一時間，「負擔分擔」（burden-sharing）這一長期存在的內部議題，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銳境地，跨大西洋關係的裂痕似乎從未如此清晰地暴露在世人面前。然而，當峰會結束並發表聯合宣言時，世界所看到的，卻是一份在實質性軍事與戰略決策上高度統一、雄心勃勃且影響深遠的綱領性文件。布魯塞爾峰會因此成為了一個深刻的悖論：一場在政治層面充滿公開摩擦的會議，卻在制度與軍事層面達成了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深刻的集體防衛強化共識。
這份聯合宣言，因此必須在雙重維度下進行解讀。它既是向外部世界展示決心與力量的戰略溝通工具，也是向聯盟內部、特別是向持懷疑態度的美國傳達承諾與進展的政治文本。宣言的開篇，以一種莊重的、幾乎是儀式性的語言，重申了聯盟的共同價值觀、對《華盛頓條約》的承諾以及「至關重要的跨大西洋紐帶」。這番話語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顯得格外有份量，它提醒著所有成員國，無論存在何種分歧，聯盟的根基依然是共同的自由、民主與法治理念。
宣言的核心內容，可以被視為對2016年華沙峰會所開啟的戰略轉型的一次全面深化與加速。如果說華沙峰會的核心是建立前沿「存在」（presence），那麼布魯塞爾峰會的核心則是實現快速「增援」（reinforcement）。這一戰略邏輯的演進，貫穿了宣言的始終。面對一個「危險、不可預測和流動的」安全環境，面對來自俄羅斯持續的軍事壓力、以及來自南方的恐怖主義和不穩定威脅，宣言清晰地指出，聯盟必須在「反應能力」（responsiveness）、「戰備水平」（readiness）和「增援能力」（reinforcement）這三個關鍵領域取得突破。
為此，峰會推出了一系列環環相扣的重大舉措。其核心，是旨在應對大規模、高強度衝突的「北約戰備倡議」（即「四個三十」計畫）。為確保這支龐大的預備部隊能夠被有效地指揮和調動，峰會批准了對北約指揮體系（NATO Command Structure）的根本性改革，增設了分別掌管大西洋航道、歐洲後勤樞紐和網路空間作戰的新司令部。同時，在應對具體威脅方面，宣言對俄羅斯的立場達到了新的強硬高度，首次將索爾茲伯里神經毒劑攻擊事件納入譴責，並就《中程飛彈條約》的存續問題發出了瀕臨破裂的警告。而在聯盟的另一條戰線上，正式邀請當時的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啟動入盟談判，並宣布在伊拉克啟動新的訓練任務，則有力地證明了聯盟「開放門戶」政策的活力與「360度全方位」方針的延續性。這份宣言，最終成為了北約制度韌性的一次有力證明。它表明，儘管成員國之間的政治關係可能經歷風暴，但共同的安全威脅認知，依然能夠驅動聯盟的軍事和官僚機構，朝著一個共同的、更具準備的未來，進行深刻而持久的結構性調整。
承諾的代價—負擔分擔的數字與政治
在布魯塞爾峰會的所有議題中，沒有任何一個比「負擔分擔」更具爭議性，也沒有任何一個更能體現聯盟內部的政治張力。聯合宣言的第三段，以一種精心措辭、力求平衡的語言，正面回應了這一核心挑戰。這段文字既是對美國壓力的正面回應，也是歐洲盟國與加拿大試圖展示其自身努力與貢獻的集體陳述，其背後是複雜的數字計算與更為複雜的政治博弈。
宣言首先重申了所有盟國對2014年威爾斯峰會上達成的「國防投資承諾」（Defence Investment Pledge）的「堅定不移的承諾」。這一承諾的核心有兩點：在十年內（即2024年前）將國防開支提升至佔本國GDP的2%，以及將國防預算中超過20%的份額用於重大裝備採購和研發。宣言以一種積極的語氣，肯定了自威爾斯峰會以來所取得的「可觀進展」，指出「非美國防開支連續四年實現實際增長」。具體數字的披露，旨在使進展更具說服力：所有盟國都已開始增加實際國防開支；約三分之二的盟國制定了在2024年前達到2%目標的國家計畫；超過一半的盟國已滿足20%的裝備支出指標，且預計到2024年將有24個盟國達標。
這番樂觀的評估，其主要目的在於證明聯盟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以緩和來自華盛頓的巨大壓力。然而，「任重道遠」（much work still remains）的表述，也坦誠地承認了現實與目標之間的差距。在2018年，事實上僅有少數盟國真正達到了2%的標準，而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其國防開支佔GDP比重長期徘徊在1.2%至1.3%之間，成為了跨大西洋爭論的焦點。宣言的措辭，試圖在這兩種現實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既要肯定已有的努力以維護聯盟團結，又要承認不足以敦促各國繼續前進。
更為重要的是，宣言試圖將「負擔分擔」的定義，從單一的2%指標，擴展到一個更為全面和公平的框架。文件強調，盟國正在提供「我們所需的更重型、更高端的能力」，並提升其部隊的「戰備、可部署性、可持續性和互操作性」。此外，盟國還通過參與北約的行動、任務以及在其他框架下的軍事部署，為聯盟的集體安全做出了「寶貴的部隊和能力貢獻」。這種論述的潛台詞是，一個國家的貢獻不應僅僅用其國防預算佔GDP的百分比來衡量。一個國家的軍隊是否真正具備現代化、可部署的作戰能力，以及其是否願意將這些部隊投入到聯盟的集體行動中，同樣是衡量其貢獻的重要標準。例如，一些國防開支未達2%的國家，可能在阿富汗或波羅的海前線部署了高質量的作戰部隊，而另一些開支佔比較高的國家，其軍費可能大量用於人員薪資而非現代化裝備。
因此，宣言中關於「負擔分擔」的段落，實際上是一場精心編排的政治溝TA。它向美國表明：我們聽到了你的關切，我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增加投入，並且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果。同時，它也向歐洲內部傳遞訊息：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兌現承諾，因為這不僅是為了滿足美國的要求，更是為了保障我們自身的安全，是維繫「聯盟的凝聚力、團結、信譽和履行我們第三條和第五條承諾的能力」的根本所在。在這場圍繞數字的激烈辯論之下，是關於聯盟未來靈魂的根本性問題：在一個日益危險的世界裡，歐洲是否願意並有能力為自身的安全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四個三十」倡議—為高強度戰爭做準備
如果說負擔分擔的辯論定義了布魯塞爾峰會的政治氛圍，那麼「北約戰備倡議」（NATO Readiness Initiative）的啟動，則定義了此次峰會的軍事遺產。這項被非正式地稱為「四個三十」（Four Thirties）的計畫，是自2014年以來北約軍事態勢調整的邏輯性高潮，標誌著聯盟的防禦規劃重心，已從應對局部、有限的危機，明確轉向為一場潛在的、大規模、高強度的國家間戰爭做準備。
聯合宣言第十四段對此進行了闡述。根據該倡議，盟國承諾，到2020年，從其現有的部隊庫中，共同提供一支由「三十個主要海軍作戰單位、三十個重型或中型機動營、以及三十個動能空戰中隊」組成的增援力量，並配備相應的支援部隊。這些部隊的核心要求，是必須處於高度戰備狀態，能夠在接到命令後的「三十天或更短時間內」完成部署準備。
這項倡議的戰略邏輯，是2016年華沙峰會「強化前進部署」（eFP）的直接延續與升級。eFP在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部署的四個營級戰鬥群，其核心功能是作為「絆索」，確保在遭受攻擊時能夠觸發全聯盟的反應。然而，這支總數不足五千人的前沿部隊，本身並不足以抵擋一場大規模的軍事入侵。因此，一個可信的威懾態勢，不僅需要前沿的「絆索」，更需要一支強大的、能夠迅速抵達戰區的後續增援力量。而「四個三十」倡議，正是為了打造這樣一支力量。
一個由三十個機械化或裝甲營組成的地面部隊，其規模相當於六到十個重型旅，足以構成數個師級作戰單位的主力，能夠對戰局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三十個主要海軍作戰單位（如驅逐艦、巡防艦、潛艇等），則足以組建多個強大的海上特遣隊，以確保跨大西洋航道的安全、執行兩棲登陸任務或在關鍵海域爭奪制海權。而三十個「動能」空戰中隊（即戰鬥機、攻擊機等），則能為地面和海上部隊提供強有力的空中掩護、爭奪制空權並對敵方縱深目標實施打擊。
「四個三十」倡議的關鍵，不僅在於其規模，更在於其對「戰備水平」的嚴苛要求。「三十天內準備就緒」，這意味著相關部隊必須在人員、裝備、訓練和後勤方面始終保持極高的水準。這對許多在冷戰後習慣於低強度部署節奏的歐洲國家軍隊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它要求各國軍隊重拾大規模部隊快速動員與部署的傳統技能。宣言指出，該倡議將「進一步增強聯盟的快速反應能力，無論是為了增援盟國以支持威懾或集體防禦，包括高強度戰爭，還是在需要時進行快速軍事危機干預」。這裡明確提及的「高強度戰爭」（high-intensity warfighting），是一個關鍵的信號，表明北約的軍事規劃，已不再迴避與一個同等級軍事大國發生直接衝突的可能性。
為了確保這支龐大的增援力量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峰會還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這將在下一章詳細闡述。但僅就「四個三十」倡議本身而言，它深刻地改變了北約的威懾方程。它向任何潛在的對手傳遞了一個清晰的訊息：任何對北約盟國的侵犯，不僅會觸發前沿的「絆索」，更將在一個月內，面對來自整個聯盟的、壓倒性的海、陸、空聯合力量的反擊。這是一種旨在通過展示壓倒性的增援能力來阻止戰爭的經典威懾邏輯，標誌著北約的軍事思維，已經為一個更具對抗性的時代做好了準備。
重建聯盟的脊梁—為集體防衛而生的新指揮體系
一支擁有三十個營、三十艘戰艦和三十個飛行中隊的龐大快速反應部隊，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有效指揮和調動它的「大腦」和「神經系統」，那它就只是一盤散沙。2018年的布魯塞爾峰會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與「四個三十」戰備倡議相伴而生的，是自冷戰結束以來對北約指揮體系（NATO Command Structure, NCS）最為深刻和徹底的一次改革。這場改革旨在將一個為適應低強度、區域外危機管理而變得精簡的指揮架構，重新打造成一個能夠應對大規模、多領域、高強度集體防衛作戰的強大軍事脊梁。
聯合宣言第二十七段對此次改革進行了權威性的闡述。冷戰結束後，北約的指揮體系經歷了數輪裁減，變得極為精簡，其設計初衷是為了更高效地管理在阿富汗或巴爾幹等地規模相對有限的維和或反恐行動。然而，這一架構完全不具備在歐洲本土指揮一場涉及數十萬部隊、橫跨陸海空天網多個作戰領域的大規模戰爭的能力。2014年以來的局勢變化，暴露了這一結構性缺陷。為此，峰會決定設立三個全新的作戰司令部，每一個都針對著集體防衛中最為關鍵的薄弱環節。
第一個新司令部是設在美國弗吉尼亞州諾福克的「聯合部隊司令部」（Joint Force Command Norfolk）。其核心職責，是保護跨大西洋的海上交通線。這一決策的背後，是北約對俄羅斯海軍、特別是其潛艇部隊在北大西洋活動日益頻繁的深切憂慮。北大西洋航道，是戰時從北美向歐洲運送增援部隊和物資的生命線。在冷戰期間，保護這條生命線是北約海軍的首要任務。諾福克司令部的重建，標誌著「大西洋戰役」的想定，在沉寂近三十年後，重返北約的軍事規劃核心。它旨在確保美國和加拿大的增援力量，能夠順利、安全地抵達歐洲戰場，為前線提供源源不斷的支援。
第二個新司令部是設在德國烏爾姆的「聯合支援與賦能司令部」（Joint Support and Enabling Command, JSEC）。如果說諾福克司令部負責的是「跨海」運輸，那麼烏爾姆司令部的職責就是確保這些部隊和裝備在登陸歐洲後，能夠在歐洲大陸上快速、順暢地機動至指定地點。它旨在解決長期困擾北約的「軍事機動性」（military mobility）問題，即所謂的「軍事申根區」的建立。JSEC將作為一個專門的後勤與運輸協調中樞，負責處理部隊跨越國界時遇到的各種法律、程序和基礎設施障礙，確保增援部隊的流動不會因官僚主義或基礎設施的瓶頸而被遲滯。它將負責整個歐洲戰區的「後方區域」（rear area）的運作與維持，是確保前線部隊能夠持續作戰的關鍵。
第三個新增機構，是設在比利時的「網路空間作戰中心」（Cyberspace Operations Centre）。這是將網路空間確立為作戰領域後的必然組織性舉措。該中心將負責協調盟國在網路空間的軍事行動，提供全天候的態勢感知，並在危機或衝突時，整合盟國自願提供的網路作戰能力，為聯盟的整體軍事行動提供支持。
這場指揮體系的深刻變革—一個司令部向西望向大西洋，一個司令部向東俯瞰歐洲大陸的後勤網絡，還有一個司令部則在無國界的數位領域運作—代表了自冷戰結束以來聯盟軍事支柱最為重大的結構性調整，其目標明確地將其重新導向了大規模、高強度的集體防衛。這一系列舉措，與「四個三十」戰備倡議相結合，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從戰略預備到前線部署的作戰體系，確保北約不僅擁有強大的力量，更擁有能夠駕馭這股力量的、適應新時代戰爭需求的指揮與控制能力。
日益強硬的姿態—俄羅斯、軍控與索爾茲伯里事件
布魯塞爾峰會的聯合宣言，在涉及俄羅斯的部分，其語氣和內容相較於兩年前的華沙峰會，呈現出明顯的「硬化」趨勢。文件以更長的篇幅、更詳盡的細節、更直接的措辭，羅列了俄羅斯破壞歐洲-大西洋安全的行為，並首次將發生在盟國領土上的化學武器攻擊事件納入其中，同時就《中程飛彈條約》（INF Treaty）的存續問題發出了近乎最後通牒的警告。這一切都表明，北約對俄羅斯的戰略忍耐已接近極限，其雙軌政策的天平，正明顯地向「威懾」一端傾斜。
宣言第六段詳細羅列了俄羅斯的一系列「挑釁性軍事活動」，其清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長：除了持續非法吞併克里米亞和破壞烏克蘭東部穩定外，新增的指控還包括在加里寧格勒部署具備核常兼備能力的現代化飛彈、反覆侵犯北約盟國領空、持續在克里米亞進行軍事集結、進行大規模無預警的突擊戰備演習，以及「不負責任和侵略性的核言論」。更重要的是，宣言首次將俄羅斯的「混合行動」，如「試圖干預選舉進程和我們國家的主權（如在蒙特內哥羅發生的那樣）、廣泛的虛假信息宣傳運動和惡意網路活動」，正式納入其威脅評估。
而將這種強硬姿態推向頂峰的，是宣言對2018年3月發生在英國索爾茲伯里的神經毒劑攻擊事件的明確譴責。文件指出，英國評估認為「俄羅斯聯邦極有可能對此次攻擊負責，且不存在其他合乎邏輯的解釋」，並莊重宣告：「我們與英國的評估團結一致。」這是北約首次將其成員國遭受的、被歸咎於另一個國家的化學武器攻擊，寫入峰會的最高級別政治文件。這一舉動的意義超越了事件本身，它確立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即便是通過代理人或以隱蔽方式發動的、低於傳統軍事攻擊門檻的「混合攻擊」，同樣會觸發整個聯盟的集體政治回應與團結。
在軍備控制領域，宣言的語氣同樣充滿了緊迫感與憂慮。特別是關於《中程飛彈條約》，這份簽署於1987年、被視為歐洲核裁軍里程碑的條約，正瀕臨崩潰。宣言第五十五段指出，盟國已識別出俄羅斯的「9M729」型飛彈系統，「引發了嚴重關切」。文件指責俄羅斯在經過多年的否認與混淆視聽後，雖承認了該系統的存在，卻未能提供必要的透明度或解釋。基於此，宣言得出了迄今為止最為明確的結論：「在俄羅斯未能就此新型飛彈提供任何可信答案的情況下，最合理的評估是，俄羅斯正在違反該條約。」這番話，幾乎是在為美國未來退出該條約（此事發生於次年）進行政治上的鋪墊。北約的立場是，一個只有單方面遵守的軍控條約，不僅失去了其原有的意義，反而會對遵守方構成戰略上的不利。
儘管採取了如此強硬的姿態，宣言仍然保留了與俄羅斯進行對話的管道，重申「北約不尋求對抗，也不對俄羅斯構成威脅」。維持「北約-俄羅斯理事會」的對話，以及保持軍事聯絡熱線的暢通，被視為管控風險、避免誤判和意外升級的必要工具。然而，宣言第九段明確指出，恢復「一切照舊」的關係，「條件尚不存在」，除非「俄羅斯的行動出現明確、建設性的改變，表明其遵守國際法及其國際義務和責任」。這種將威懾置於絕對優先地位，同時將對話作為風險管控工具的策略，清晰地定義了北約在可預見的未來處理對俄關係的基本框架。
南翼弧線與全球夥伴—應對多元化挑戰
在布魯塞爾峰會的議程中，儘管與俄羅斯的戰略對峙佔據了核心位置，但聯盟並未忽視來自其南翼的、性質更為多元和複雜的挑戰，並繼續致力於其「開放門戶」政策和全球夥伴關係網絡的建設。這充分體現了北約「360度全方位」方針的深度與廣度，表明其有能力在應對傳統大國競爭的同時，處理非國家行為者、恐怖主義和區域不穩定等一系列非傳統安全問題。
峰會最為重要的涉南決策，是正式啟動一項在伊拉克的、全新的非戰鬥性訓練與能力建設任務，即「北約駐伊拉克任務」（NATO Mission Iraq）。這項應伊拉克政府請求而設立的任務，是北約「穩定投射」戰略的一次重大升級。與此前零星的培訓活動不同，新任務旨在為伊拉克國防部、國家安全顧問辦公室等核心機構提供系統性的顧問支持，並在伊拉克的專業軍事教育機構中幫助其培養教官。其根本目標，是幫助伊拉克建立一個更有效、更專業、更具問責性的國家安全體系，使其能夠自主地應對恐怖主義威脅、維護國內穩定。宣言強調，該任務將保持「適度的、可擴展的」規模，並與「打擊伊斯蘭國全球聯盟」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努力形成互補。
為更好地協調和指導其在整個中東和北非地區的活動，峰會還宣布，設在義大利那不勒斯的「南方區域中心」（Regional Hub for the South）已達成「全面作戰能力」。該中心將作為北約在南翼的情報分析、態勢感知和行動協調中樞，旨在提升聯盟對該地區複雜挑戰的理解和反應能力。此外，峰會還批准了針對突尼西亞的新的「國防能力建設」援助計畫，並重申了對約旦和利比亞的長期承諾。這一系列舉措共同構成了一份「南方一攬子計畫」（Package on the South），旨在以一種更具戰略性、更聚焦、更連貫的方式，應對來自南翼弧線的各種威脅。
與此同時，布魯塞爾峰會也為聯盟的「開放門戶」政策注入了新的活力。會議最為積極的成果之一，是正式邀請當時的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啟動加入聯盟的談判。這一歷史性決定的前提，是該國與希臘就長期存在的國名爭端達成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普雷斯帕協議》。這一事件被視為外交與和解的重大勝利，也向西巴爾幹地區其他有志於加入的國家傳遞了一個強有力的訊息：通過艱難的國內改革和解決與鄰國的爭端，通往歐洲-大西洋一體化的大門是敞開的。宣言同時也重申了對喬治亞和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加入聯盟願景的支持，並承諾將繼續協助它們進行必要的改革。
從在巴格達設立訓練團，到向史高比耶發出入盟邀請，布魯塞爾峰會的決策清晰地表明，北約的戰略視野並未因東翼的緊張局勢而被局限。聯盟正以一種雙管齊下的方式，同時經營著其東、南兩條戰線：在東方，以強大的軍事威懾應對明確的國家級對手；在南方和更廣泛的周邊地區，則以耐心的夥伴關係、能力建設和危機管理，應對更為瀰漫和複雜的不穩定根源。
在摩擦中鑄就的團結
2018年的布魯塞爾峰會，註定將以其獨特的二元性被載入史冊。在公眾視野中，它是一場充滿了激烈言辭和公開分歧的會議，跨大西洋聯盟的內部裂痕似乎被前所未有地放大。然而，在其最終發布的聯合宣言的字裡行間，所呈現的卻是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圖景：一個在核心戰略議題上高度一致、在軍事適應道路上闊步前行的、制度上極具韌性的聯盟。這次峰會的真正遺產，或許正在於這種深刻的矛盾性本身—它證明了，即便在成員國政治領導人之間關係最為緊張的時刻，共同的威脅認知與根深蒂固的制度框架，依然能夠驅動這個龐大的安全聯盟，達成並執行具有深遠影響的集體決策。
宣言的核心成果—「四個三十」戰備倡議與北約指揮體系的根本性改革—共同將聯盟的軍事態勢，從前沿「存在」的邏輯，推向了大規模、快速「增援」的新階段。這不僅僅是技術和組織層面的調整，更是戰略思維的一次深刻演進，標誌著北約已完全為應對一場潛在的、高強度的大國衝突做好了準備。這是在一個日益危險的世界中，對《華盛頓條約》第五條集體防禦承諾最為堅實的再投資。
與此同時，宣言在應對俄羅斯、打擊恐怖主義、深化與歐盟合作以及堅持「開放門戶」政策等一系列重大議題上，都展現了高度的連續性與決心。特別是對索爾茲伯里攻擊事件的集體譴責，以及對《中程飛彈條約》瀕臨失效的嚴正警告，都標誌著聯盟在應對新型態與傳統威脅時，其政治立場正變得日益清晰和強硬。
最終，布魯塞爾峰會成為了對北約制度力量的一次極端壓力測試。它證明了，這個聯盟不僅僅是其成員國政治意願的簡單總和，它更是一個擁有自身邏輯、慣性與強大執行能力的複雜官僚與軍事體系。當政治層面的風暴來臨時，正是這個深厚的制度基礎，確保了聯盟的戰略航船能夠繼續朝著既定的方向—一個更強大、更具準備、更能應對未來挑戰的方向—穩健前行。在摩擦中鑄就的團結，或許比在和諧中宣告的團結，更為堅韌，也更具說服力。
資料來源：
Brussels Summit Declar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566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