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下紀念的夥伴關係:北約-烏克蘭委員會基輔會議

跨越二十載的合作、改革與抵抗

· 權力結構-歐洲,國際組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戰爭與和平-烏克蘭戰爭,權力結構-俄羅斯

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17年7月10日,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烏克蘭委員會(NUC)舉行了一場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會議,以紀念雙方簽署《北約-烏克蘭特殊夥伴關係憲章》二十週年。在烏克蘭總統彼得·波羅申科及內閣成員的共同參與下,此次會議不僅是對過去二十年合作歷程的回顧,更是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行動仍在持續的嚴峻背景下,對雙方夥伴關係的一次強力再確認。會議發布的聯合聲明,全面闡述了聯盟對烏克蘭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堅定支持,並深入探討了烏克蘭東部的安全局勢、基輔當局的國防改革進程,以及雙方未來的合作方向。聲明以不容置喙的語氣,譴責俄羅斯持續破壞烏克蘭東部穩定、非法兼併克里米亞,並對其在黑海地區的軍事集結表示嚴重關切,同時敦促莫斯科作為《明斯克協議》的簽署方,切實履行其責任。在回顧合作成果時,聲明高度評價了自2014年以來雙方關係達到的「前所未有」的水平,特別是2016年華沙峰會上批准的「全面援助計畫」(CAP),該計畫涵蓋40項 tailored支持措施,旨在協助烏克蘭根據其《戰略國防公報》的路線圖,實現國防與安全部門的現代化,並在2020年前達到北約標準。展望未來,此次基輔會議宣布了多項新的合作倡議,其中包括啟動「北約-烏克蘭反混合戰爭平台」,這標誌著雙方將系統性地總結並分享應對新型態威脅的經驗。此外,會議還啟動了爆炸物處理與反簡易爆炸裝置信託基金下的新項目,以及網路防禦信託基金的第二階段。這份在戰時首都發表的聯合聲明,不僅是對一份二十年前在和平時期簽署的文件的紀念,更是對這份夥伴關係在經歷戰火考驗後,所展現出的韌性、深度與戰略必要性的一次權威性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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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在戰火下—基輔會議的象徵意涵

2017年7月10日,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天空下,一場看似例行的外交週年紀念活動,卻因其地點、時間與背景而承載了異乎尋常的歷史重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烏克蘭委員會(NATO-Ukraine Commission, NUC)的成員們,與烏克蘭總統彼得·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及其內閣要員齊聚一堂,共同紀念《北約-烏克蘭特殊夥伴關係憲章》(Charter on a Distinctive Partnership)簽署二十週年。選擇在一個正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的首都,來紀念一份誕生於後冷戰時代和平曙光中的文件,這一安排本身就是一次強有力的政治宣示。它所傳遞的訊息清晰而深刻:這份夥伴關係並未因時間的流逝或環境的惡化而褪色,反而在最嚴峻的考驗中,被淬煉得更為堅實,找到了其最根本的時代意義。

會議結束後發布的聯合聲明,其字裡行間充滿了這種過去與現實的交織。它既是對二十年合作歷程的溫暖回顧,也是對當前殘酷安全現實的冷靜剖析;既是對烏克蘭艱難改革的由衷讚賞,也是對俄羅斯侵略行徑的嚴厲譴責。聲明開篇即重申了北約對烏克蘭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堅定支持」,並強調其「在不受外界干預的情況下,自主決定其未來和外交政策路線的固有權利」。在一個主權邊界被武力挑戰、國家命運被外部勢力強行干預的時代,這段看似標準的外交辭令,對烏克蘭而言,無異於最寶貴的政治背書。

這次會議的召開,不僅是對過去的紀念,更是對未來的規劃。它不僅僅停留在道義支持與政治譴責,更深入地探討了如何將這種支持轉化為烏克蘭更強大的自衛能力。從評估「全面援助計畫」的實施進展,到啟動全新的「反混合戰爭平台」,基輔會議的議程高度務實,旨在解決烏克蘭在防禦、改革與提升韌性方面所面臨的最緊迫問題。因此,這份聯合聲明可以被視為一份三層次的文本:在表層,它是一份紀念性的外交文件;在次層,它是一份評估烏克蘭安全局勢與改革進程的現況報告;而在最深層,它是一份為這段特殊夥伴關係在未來如何深化、如何更有效地應對共同威脅而制定的行動藍圖。它標誌著北約與烏克蘭的關係,已經徹底超越了傳統的夥伴合作範疇,演變為一種在共同抵禦侵略、共同維護歐洲安全秩序基礎上的、休戚與共的戰略結合。

從馬德里到基輔—一份夥伴關係的二十年變遷

要理解2017年基輔會議的全部意涵,必須將目光拉回到二十年前的歷史原點。1997年7月,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上,《北約-烏克蘭特殊夥伴關係憲章》正式簽署。當時的歐洲,正沉浸在冷戰結束後的樂觀氛圍之中。北約的第一輪東擴即將啟動,接納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在這樣的背景下,與烏克蘭建立「特殊夥伴關係」,是北約精心設計的戰略平衡舉措的一部分。烏克蘭作為一個新獨立的、擁有重要戰略地位和巨大潛力的歐洲大國,其穩定與主權獨立被視為「建立一個穩定、和平和不分裂的歐洲」的關鍵。該憲章的簽署,旨在為北約與這個非成員國之間,建立一個超越普通「和平夥伴關係計畫」(Partnership for Peace)的、更為深入和制度化的對話與合作框架。根據憲章,雙方成立了北約-烏克蘭委員會(NUC),作為定期就共同關心的安全議題進行磋商的最高平台。

從1997年到2014年,這段夥伴關係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漸進的發展過程。2008年的布加勒斯特峰會,是這段關係中的一個重要節點。會上,北約領導人達成共識,宣告烏克蘭和喬治亞「將會成為北約成員國」,儘管當時並未給予其「成員國行動計畫」(MAP)。這一承諾極大地提升了烏克蘭的歐洲-大西洋一體化願景。次年,雙方簽署了《對特殊夥伴關係憲章的補充宣言》,並啟動了「年度國家計畫」(Annual National Programme, ANP),作為烏克蘭為最終加入聯盟而進行國內政治、經濟和國防改革的指導工具。通過ANP和「規劃與審查程序」(Planning and Review Process, PARP)等機制,北約開始系統性地協助烏克蘭進行國防現代化,使其軍隊逐步與北約的標準和程序接軌。在此期間,烏克蘭也積極回饋聯盟,派遣部隊參與了北約在巴爾幹、地中海和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成為北約最為活躍和重要的夥伴國之一。

然而,2014年2月,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非法吞併和隨後在頓巴斯的軍事干預,成為了這段夥伴關係歷史的殘酷分水嶺。聯合聲明中提到,自2014年以來,NUC「被證明是一個討論緊迫安全問題和為烏克蘭爭取支持的關鍵平台」。這句平實的描述,掩蓋了其背後深刻的質變。原本主要作為和平時期對話與合作論壇的NUC,一夜之間轉變為一個戰時的危機應對與緊急援助協調機制。北約與烏克蘭的關係,也從一種基於共同價值觀和長遠願景的「合作安全」模式,轉變為一種基於共同抵禦直接、現實威脅的「集體安全輔助」模式。聯合聲明指出,自2014年以來,北約與烏克蘭在政治層面和務實工作層面的交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從威爾斯峰會上為滿足烏克蘭緊急需求而設立的五個信託基金,到華沙峰會上旨在提供系統性、長期性支持的「全面援助計畫」,北約的援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流向烏克蘭。這二十年的歷史軌跡,清晰地勾勒出一份夥伴關係如何從和平的理想,走向戰爭的現實。馬德里憲章所播下的合作種子,未曾預料到會在二十年後基輔的硝煙中,結出如此堅韌而沉重的果實。

未癒的傷口—頓巴斯與克里米亞的嚴峻現實

基輔會議的聯合聲明,並未沉溺於對過往的紀念,而是將大量的篇幅用於直面烏克蘭東部和克里米亞半島嚴峻的安全現實。這部分的措辭異常嚴厲和直接,清晰地反映了北約對俄羅斯持續侵略行徑的“零容忍”立場,並詳細闡述了這些行動對整個歐洲-大西洋地區安全所構成的嚴重威脅。

聲明第三段指出,烏克蘭東部的安全局勢「仍然是主要的關切點」。北約重申支持通過符合《明斯克協議》的外交途徑來解決衝突,並強調該協議「需要得到所有各方的全面執行」。然而,聲明緊接著便將矛頭直指莫斯科,明確指出:「俄羅斯作為明斯克協議的簽署方,在這方面負有重大責任。」這句話的背後,是對2015年2月簽署的《明斯克協議II》陷入僵局的深刻失望。該協議規定了停火、撤出重型武器、舉行地方選舉以及恢復烏克蘭對其邊境控制權等一系列步驟,但在2017年,這些條款大多仍停留在紙面上。聲明進一步揭示了僵局的根源,直指俄羅斯「繼續向武裝團體提供武器、裝備和人員,以及財政和其他援助,並在衝突中進行軍事干預」。這番指控,徹底戳破了俄羅斯官方長期以來聲稱其在頓巴斯衝突中僅為「調解人」而非「參與方」的虛假說辭。

此外,聲明還特別強調了確保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特別監督團(SMM)安全的重要性,要求其觀察員必須能夠「在整個烏克蘭境內,包括俄烏國界,獲得全面、安全和不受阻礙的通行」。在當時,OSCE觀察員的行動自由頻繁地在俄羅斯支持的武裝分子控制區受到限制,其無人機也經常遭到電子干擾甚至擊落,這嚴重妨礙了國際社會對停火情況的監督。北約的呼籲,旨在為脆弱的停火協議提供最基本的國際監督保障。

如果說對頓巴斯局勢的描述是嚴峻,那麼對克里米亞問題的立場則是絕不妥協。聲明第四段重申,聯盟成員國「繼續呼籲俄羅斯撤銷其非法和非法的、自我宣布的對克里米亞半島的『吞併』,我們不承認、也永遠不會承認這一行為」。這不僅是政治立場的宣示,更是對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捍衛。聲明還特別表達了對克里米亞人權狀況的關切,尤其是「對克里米亞韃靼人和其他當地社區成員的騷擾和歧視」。克里米亞韃靼人作為半島原住民,在歷史上曾遭受蘇聯的殘酷迫害,他們在2014年後因公開反對俄羅斯的吞併而再次成為打壓的目標。北約將其處境置於國際聚光燈下,是對人權價值觀的堅守。

更令聯盟感到憂慮的,是克里米亞半島的快速軍事化。聲明譴責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持續進行的大範圍軍事集結」,並對其「在黑海地區進一步軍事集結的努力和公開計畫」表示關切。自2014年以來,俄羅斯已將克里米亞轉變為一個巨大的軍事堡壘,部署了先進的防空系統(如S-400)、反艦飛彈(如「堡壘-P」)和作戰飛機,並對黑海艦隊進行了現代化升級。這一系列舉動,旨在將黑海北部變成一個強大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區域,不僅對烏克蘭南部海岸構成直接威脅,也嚴重挑戰了北約成員國(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在該地區的航行與行動自由。頓巴斯的持續流血與克里米亞的軍事化,共同構成了烏克蘭乃至整個歐洲東翼一道深可見骨、持續惡化的傷口。

戰火中的淬煉—烏克蘭國防體系的深刻變革

面對外部的持續侵略,烏克蘭自2014年以來,在北約及其他國際夥伴的鼎力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決心與力度,開啟了一場深刻而痛苦的國防與安全部門改革。基輔會議的聯合聲明,用了大量篇幅來評估和肯定這場在戰火中進行的艱鉅變革,並詳細闡述了北約為支持這場變革所提供的系統性援助。

這場改革的核心指導文件,是烏克蘭的《戰略國防公報》(Strategic Defence Bulletin, SDB)。聲明將其譽為「國防改革的路線圖」,它反映了烏克蘭「實現北約標準的目標」。SDB的意義遠不止於軍事裝備的更新換代,它是一項旨在從根本上重塑烏克蘭整個國防體系的宏大工程。其核心目標包括:建立對國防部和武裝部隊有效的文人控制,加強議會對整個安全與國防部門的監督,按照北約模式重組軍隊的指揮和參謀體系,以及在2020年前實現與北約部隊的高度互操作性。

改革的努力,是在持續不斷的戰事前線壓力下進行的—這個過程好比在暴風雨中航行時重建船隻的引擎—其目標不僅僅是將一支軍隊現代化,更是從根本上將整個國家的安全文化,轉向歐洲-大西洋的透明與民主問責原則。在2014年之前,烏克蘭軍隊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存在著指揮體系僵化、貪腐問題嚴重、文人監督缺失等諸多沉痾。正是這些深層次的制度性缺陷,導致其在危機初期反應遲緩、部分部隊甚至臨陣倒戈。因此,SDB所引領的改革,其本質是一場「去蘇聯化」的思想與制度革命。

北約的援助,在這場革命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催化劑與指導者角色。聯合聲明回顧了自2016年華沙峰會上批准的「全面援助計畫」(Comprehensive Assistance Package, CAP)的實施進展。CAP並非一份簡單的援助清單,而是一個涵蓋了40項 tailored支持措施的綜合性框架,旨在將北約的顧問援助與烏克蘭自身的改革目標(即SDB)進行精準對接。這意味著,北約的援助不再是零散的、項目性的,而是系統性的、戰略性的。在基輔,北約加強了其顧問支持,開設了新的「北約駐烏克蘭代表處」,為北約專家與烏克蘭國防部的日常互動提供了一個更為高效的平台。

通過CAP和一系列信託基金,北約在多個關鍵領域為烏克蘭提供了實質性幫助。例如,在指揮與管制(C4ISR)領域,幫助烏克蘭建立符合北約標準的安全通訊系統;在後勤與標準化領域,協助其改革陳舊的供應鏈,使其能夠更有效地保障前線部隊;在軍事教育領域,通過「國防教育增進計畫」(DEEP),幫助烏克蘭改革其軍官院校的課程設置。聲明對烏克蘭在這些改革中所取得的進展表示「鼓舞」,並重申了盟國「繼續支持烏克蘭改革議程」的承諾。這場在戰火中淬煉的國防改革,雖然充滿挑戰,但其方向是明確的:即打造一支專業化、現代化、且在民主制度框架下運作的武裝力量,使其不僅能夠保衛國家的領土,更能成為未來融入歐洲-大西洋安全共同體的一塊堅實基石。

合作的新前沿—應對混合戰與深化互操作性

在紀念過去與評估現狀的基礎上,基輔會議更重要的意義在於為北約-烏克蘭夥伴關係的未來發展開闢了新的合作前沿。聯合聲明宣布了多項新的合作倡議,這些倡議精準地聚焦於烏克蘭在應對新型態威脅和深化與聯盟軍事一體化方面最為迫切的需求,標誌著雙方的合作正在進入一個更具深度和專業化的新階段。

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聲明第八段宣布正式啟動「北約-烏克蘭反混合戰爭平台」(NATO-Ukraine Platform on Countering Hybrid Warfare)。這一決策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自2014年以來,烏克蘭不幸地成為了俄羅斯試驗和實踐其混合戰爭理論的全球第一線實驗室。從利用社交媒體散播虛假信息、策動網絡攻擊癱瘓關鍵基礎設施,到利用能源供應進行政治脅迫、在幕後操縱代理人武裝,烏克蘭親身經歷了混合戰爭的全光譜攻擊。這段慘痛的經歷,也使其成為了世界上在識別、分析和應對混合威脅方面擁有最豐富、最直接經驗的國家之一。

反混合戰爭平台的建立,旨在將烏克蘭的這些寶貴經驗系統化,並將其與北約自身的理論研究和能力建設相結合。這是一個雙向學習的平台:一方面,北約可以通過該平台,向烏克蘭提供其在戰略傳播、網路防禦、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等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最佳實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北約及其成員國可以從烏克蘭的「實戰」案例中,深入了解混合戰爭的運作模式和演變趨勢,從而完善自身的防禦和應對策略。這使得烏克蘭不再僅僅是援助的接受者,更成為了向整個聯盟貢獻獨特安全知識的重要夥伴。

除了這一戰略層面的平台,會議還啟動了多個高度務實的合作項目。聲明提到了在「爆炸物處理(EOD)和反簡易爆炸裝置(C-IED)信託基金」下的一個「雄心勃勃的新項目」,以及「網路防禦信託基金」的第二階段。這兩項舉措直接回應了烏克蘭在頓巴斯戰場上面臨的最致命威脅。簡易爆炸裝置是造成烏軍人員傷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來自俄羅斯的網路攻擊則持續威脅著烏克蘭的電力、金融和政府系統。通過信託基金的模式,多個盟國可以集中資源,為烏克蘭提供急需的排爆裝備、防護技術、人員培訓以及網路安全軟硬體支持。

在深化軍事互操作性方面,聲明第九段讚賞了烏克蘭對北約行動和「北約反應部隊」(NRF)所做出的「重大貢獻」,並歡迎其繼續致力於此,包括增加對阿富汗「堅決支持任務」(RSM)的派遣人員。在自身面臨生存威脅的情況下,烏克蘭仍然堅持向聯盟的集體安全行動派遣部隊,這一姿態贏得了盟國的高度尊重。聲明還特別提到,「盟國承認烏克蘭對『增強機會夥伴計畫』(Enhanced Opportunities Programme, EOP)的興趣」。EOP是北約為其最親密、能力最強的夥伴國(如瑞典、芬蘭、澳大利亞等)設計的深度合作框架,旨在提供更為頻繁的政治磋商、更廣泛的演習參與機會以及更深入的資訊共享。北約表示將「根據在威爾斯和華沙峰會上做出的決定來考慮此事」,這被普遍解讀為一個積極的信號,為烏克蘭未來進一步提升其在聯盟夥伴體系中的地位,打開了想像空間。從應對無形的混合威脅,到處理致命的爆炸裝置,再到邁向更深層次的軍事一體化,基輔會議為北約-烏克蘭的務實合作,規劃了一條清晰而堅定的前進道路。

結語—一份被賦予新使命的夥伴關係

在基輔馬林斯基宮舉行的北約-烏克蘭委員會二十週年紀念會議,最終以一份充滿決心與希望的聯合聲明落下帷幕。當與會的各國代表們回望這段跨越二十載的歷程時,他們所看到的,是一份夥伴關係如何在歷史的洪流中,被賦予了遠超其初創時所能想像的深刻使命。誕生於後冷戰時代和平願景中的《特殊夥伴關係憲章》,其最初的目標是促進對話、建立信任,共同建設一個「穩定、和平和不分裂的歐洲」。然而,二十年後,當歐洲大陸再次面臨分裂與衝突的威脅時,這份夥伴關係的意義,已然昇華為共同抵禦侵略、共同捍衛主權獨立與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堅實壁壘。

這次在戰時首都舉行的會議,本身就是最強有力的象徵。它向世界宣告,北約與烏克蘭的關係,並未因戰爭的殘酷而動搖,反而因此變得前所未有的緊密和重要。聯合聲明中的每一項承諾、每一次譴責、每一項新倡議,都共同指向一個核心結論:這段夥伴關係已不再僅僅是基於共同利益的選擇,更是基於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威脅的必然。

對烏克蘭而言,這份夥伴關係是其捍衛國家生存、推動內部改革、錨定其歐洲-大西洋未來方向的生命線。北約所提供的政治支持、軍事顧問和務實援助,是其在與一個強大鄰國的不對稱抗爭中,能夠堅持下去的關鍵外部支撐。而對北約而言,支持烏克蘭同樣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正如聲明結尾所強調的:「一個獨立、主權和穩定,並堅定致力於民主和法治的烏克蘭,是歐洲-大西洋安全的關鍵。」這句話的背後,是聯盟的清醒認知:如果允許以武力改變主權國家邊界的行為成為常態,那麼整個建立在規則基礎上的歐洲安全秩序都將面臨崩潰的危險。因此,支持烏克蘭,不僅僅是幫助一個夥伴,更是在保衛北約自身所賴以存在的安全環境與基本原則。

因此,基輔會議的真正遺產,並非僅僅是啟動了幾個新的合作項目,或是重申了既有的政治立場。其真正的遺產,是為一份二十歲的夥伴關係,注入了新的、更為崇高和緊迫的時代使命。它標誌著北約與烏克蘭的關係,已經從和平時期的「特殊夥伴」,演變為應對共同挑戰的「準同盟」。這段在戰火中得到淬煉的關係,將在未來的歲月中,繼續作為維護歐洲東翼穩定、抵禦修正主義勢力的關鍵支柱,深刻地影響整個歐洲-大西洋安全格局的走向。

資料來源:

Joint statement of the NATO-Ukraine Commission mark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arter on a Distinc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NATO and Ukraine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460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