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19年12月4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領導人在倫敦齊聚一堂，紀念聯盟成立七十週年。然而，這場本應充滿慶祝氛圍的峰會，卻被近期盟國間深刻的政治分歧與公開爭論所籠罩，特別是法國總統馬克宏關於北約正經歷「腦死」的論斷，使得聯盟的團結與未來方向成為了外界關注的焦點。在峰會正式開始前，北約秘書長延斯·史托騰伯格舉行了門前記者會，其發言旨在為此次高風險的會議定調，竭力將公眾與領導人的注意力從內部分歧轉移到聯盟的實質性成就與持續適應能力之上。史托騰伯格的議程預告清晰地勾勒出一個正在積極行動、而非僵化腦死的聯盟形象。他強調，領導人將首次在峰會層級正式討論「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標誌著聯盟戰略視野的歷史性拓展。此外，會議將正式批准十一月外長會議的決策，承認太空為繼陸、海、空、網之後的第五作戰領域，並就提升關鍵基礎設施（包括5G網絡）的韌性做出決策。在應對傳統威脅方面，與俄羅斯的關係及軍備控制的未來依然是核心議題。在聯盟內部事務上，史托騰伯格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高調宣布了在「負擔分擔」方面取得的重大進展：自2016年以來，歐洲盟國與加拿大已為國防預算額外增加了1300億美元，且預計到2024年，這一數字將達到4000億美元。面對記者關於內部爭議的尖銳提問，史托騰伯格承認分歧的存在，但將其置於聯盟悠久的歷史背景中（如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並堅稱聯盟的核心任務—集體防禦—依然堅如磐石。此次峰會的議程設置與秘書長的公開論述，共同構成了一場精心策劃的戰略溝通，旨在證明儘管政治層面波瀾不斷，但北約的制度性機器仍在穩健運轉，並持續為一個更加複雜的世界進行著深刻的自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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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斷線的慶典—北約七十歲的倫敦時刻
2019年12月4日，倫敦。當二十九國領導人陸續抵達，準備紀念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七十週年時，迎接他們的並非全然是慶典的歡愉，而是一種瀰漫在空氣中、幾乎可觸及的緊張與不安。這場峰會，從籌備之初就被一系列深刻的、幾乎是存在主義式的危機所籠罩，使得這場本應展示團結與力量的盛會，變成了一次對聯盟韌性與凝聚力的極限考驗。領導人們在鏡頭前的每一次互動、每一次發言，都被外界用放大鏡檢視，試圖從中窺探這個世界上最強大軍事同盟的真實健康狀況。
將這場危機推向頂點的，是會議召開前不足一個月，法國總統艾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接受《經濟學人》專訪時拋出的「腦死」（brain death）論。這一極具衝擊力的診斷，直指聯盟缺乏戰略層面的協調，質疑美國的領導承諾是否依然可靠，並暗示《華盛頓條約》第五條的集體防禦條款可能已不再是自動的保證。這番來自法國—一個擁有獨立核威懾力量、位居聯盟核心的成員國—領導人的言論，其震撼力遠超以往任何關於「負擔分擔」的爭吵。它不僅僅是對資源投入的質疑，而是對聯盟戰略大腦與政治靈魂本身是否還在運作的根本性質疑。
與此同時，另一場危機正在聯盟的東南翼上演。土耳其於同年十月對敘利亞北部發動了軍事行動，打擊了曾與美國及其他盟國並肩對抗伊斯蘭國的庫德族人民保護部隊（YPG）。這一單邊行動，引發了盟國間的激烈批評。作為回應，土耳其總統艾爾段威脅稱，如果北約不將YPG認定為恐怖組織，土耳其將拒絕批准旨在加強對波蘭及波羅的海三國防禦的新版作戰計畫。這場赤裸裸的政治要脅，將聯盟內部的兩大地緣政治關切—東翼對俄羅斯的防禦，與南翼對恐怖主義和敘利亞局勢的應對—直接對立起來，暴露出聯盟在面對不同成員國核心安全利益衝突時的協調困境。
正是在這樣一個內外交困、充滿公開指責與相互要脅的背景下，北約秘書長延斯·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在峰會開幕當天早晨的門前記者會上，發表了一番精心準備的講話。他的任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在不否認分歧存在的前提下，將全球的注意力從戲劇性的政治衝突，重新引導回聯盟正在進行的、實質性的、具有深遠意義的工作之上。他的發言，是一場高超的戰略溝通藝術，試圖以一系列具體的、前瞻性的「交付成果」，來反駁關於聯盟僵化、過時甚至「腦死」的論述。從首次正式討論中國的崛起，到將太空確立為新的作戰領域；從「前所未有」的國防開支增長數據，到聯盟部隊戰備水平的持續提升，史托騰伯格竭力構築起一個關於「適應中的、充滿活力的、不可或缺的」北約的正面形象。這場七十週年的倫敦峰會，因此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一種深刻的二元性：一面是媒體鏡頭下無法掩蓋的政治裂痕，另一面則是官方議程上持續推進的軍事與戰略一體化。
第二章：對「腦死」論的有力駁斥
在記者會的問答環節，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被直接拋向了史托騰伯格：如何回應馬克宏總統的「腦死」論？秘書長的回答，並非簡單的否認，而是一套系統性的、以事實為依據的有力反駁。他沒有陷入與馬克宏的口水戰，而是選擇通過列舉聯盟近年來一系列深刻的變革與成就，來證明北約的「大腦」不僅沒有死亡，反而在以極高的效率運轉，其身體也因此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健。
史托騰伯格的反駁，首先建立在聯盟近年來在核心任務—集體防禦—上的顯著強化。他強調，北約「剛剛實施了一代人以來最大規模的集體防禦強化」。這句話的背後，是自2014年以來，聯盟為應對俄羅斯威脅而採取的一系列堅實舉措。他提到了「更高戰備水平的部隊」（即VJTF和不斷擴大的NRF），以及「在聯盟東部地區首次實現了歷史性的軍事存在」（即在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部署的eFP多國戰鬥群）。這些具體的、看得見的軍事部署，是對所謂「戰略協調缺失」的最直接反駁。它們證明，在面對明確的外部威脅時，聯盟完全有能力達成共識，並將其轉化為複雜而有力的多國軍事行動。
其次，他將矛頭轉向了長期以來被視為聯盟最大弱點的「負擔分擔」問題，並將其成功地轉化為一個證明聯盟活力的正面案例。他指出，「在經歷了多年的預算削減之後，歐洲盟國現在正在增加預算」。這一趨勢的逆轉，是聯盟內部決心增強的明確信號。他還補充道，「我們已經對北約的指揮體系進行了現代化改造，同時我們也看到美國正在增加其在歐洲的軍事存在」。這兩點結合在一起，描繪了一幅跨大西洋夥伴共同為集體安全再投資的積極圖景。史托騰伯格總結道：「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實際上是北美和歐洲正在一起做比過去許多年都更多的事情。」
為了進一步消解「腦死」論所帶來的衝擊，史托騰伯格巧妙地將當前的分歧，置於聯盟悠久的歷史長河之中。他主動提及了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這兩次事件都曾引發聯盟內部極為深刻的政治分裂。他的潛台詞是，分歧在北約內部並非新鮮事，甚至是這個由主權民主國家組成的聯盟的常態。「我們已經證明，並且今天也將再次表明，北約有能力克服這些分歧，然後團結在核心任務周圍：保護和防衛彼此。」這番話，既承認了問題的存在，又表達了對聯盟制度韌性的絕對信心，試圖將一場看似致命的危機，降格為歷史上一系列可以被克服的挑戰之一。
而在應對土耳其就防禦計畫提出的要脅時，史托騰伯格的回答同樣體現了這種旨在化解危機、維護團結的外交藝術。他首先以堅定的語氣，向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做出保證：「我們已有計畫來保護所有北約盟國…不僅有計畫，我們還有部隊。」他特別提到了由德國領導的、部署在立陶宛的戰鬥群，以此證明聯盟的承諾是具體的。接著，他表示「有信心」能夠找到解決方案，並透露他已在峰會前夜與土耳其總統艾爾段進行了討論，「我們此刻正在就此問題進行努力」。這種一方面堅定重申集體防禦承諾、另一方面又為外交斡旋保留空間的表態，正是北約秘書長在處理內部棘手分歧時的典型做法：在原則問題上絕不退讓，但在具體問題上尋求務實的妥協。
拓展戰略邊界—中國的崛起與第五作戰領域
在竭力彌合內部分歧、重塑團結形象的同時，倫敦峰會的議程也清晰地表明，北約並未因內部爭議而停下其前瞻性適應的步伐。史托騰伯格在講話中特別強調了兩個將在峰會上做出決策或進行深入討論的新領域：中國的崛起與太空。這兩大議題，共同標誌著北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將其戰略視野從傳統的歐洲-大西洋地理範疇和陸海空作戰領域，向全球性的地緣政治挑戰和全新的戰爭形態進行拓展。
「在北約歷史上，我們將首次與領導人坐下來，討論中國的崛起。」史托騰伯格的這句話，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在成立以來的七十年裡，北約的戰略規劃、軍事部署和集體想像，幾乎完全被蘇聯及其繼承者俄羅斯所佔據。將中國正式列入最高層級的議程，意味著這個跨大西洋聯盟，正在艱難而必要地進行自我調整，以應對一個多極化的、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史托騰伯格對中國的定調，體現了聯盟內部當時普遍存在的複雜心態：「這既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
他隨後具體闡述了「挑戰」的來源：「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崛起，包括其在國防能力上的投資。中國現在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國防開支國，並且最近展示了包括核武器在內的新型現代化能力。」這番話，精準地指出了北約關注中國的軍事安全維度。然而，在2019年，促使歐洲盟國正視中國問題的，更多的是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擔憂。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科技公司在全球5G網絡建設中的主導地位。盟國普遍擔憂，將關鍵的通信基礎設施交由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的公司來建設，可能會帶來巨大的國家安全風險，包括數據洩露、網絡間諜活動，甚至在危機時基礎設施被遠程關閉的可能性。此外，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歐洲進行的港口、鐵路等關鍵基礎設施投資，其日益增長的北極活動，以及其在全球範圍內日益自信的外交姿態，都共同促使北約不得不開始思考：一個全球性的中國，對歐洲-大西洋安全意味著什麼？這次峰會的討論，將是為這個複雜問題尋找集體答案的第一步。
與將中國納入議程同樣具有深遠意義的，是領導人將正式批准已在十一月外長會議上達成的共識：承認太空為第五個作戰領域。這一決策的宣布，是對現代戰爭形態被深刻改變的權威性確認。史托騰伯格強調，此舉並非是為了將戰爭引向太空，而是為了更好地保護盟國日益依賴天基資產的軍事行動。
這場在聯盟內部同時進行的地理邊界與作戰領域邊界的雙重拓展—前者將戰略關注延伸至印太地區，後者則將防禦陣線提升至地球軌道—是對馬克宏「腦死」論的最有力反擊。它證明了北約的戰略大腦不僅沒有停止運轉，反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思考和應對22世紀的安全挑戰。這不僅僅是簡單的議題擴展，更是對聯盟自身身份的一次深刻再定義：從一個區域性的集體防禦組織，向一個具備全球視野、能夠應對多領域威脅的綜合性安全聯盟的演進。
「前所未有」的趨勢—作為成功故事的負擔分擔
在倫敦峰會充滿政治爭議的背景下，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及其團隊精心準備了一項核心的正面宣傳訊息，旨在對沖關於聯盟分裂的負面報導，並直接回應來自美國的最主要關切。這項訊息的核心，便是將長期以來被視為聯盟內部最大分歧點的「負擔分擔」問題，成功地重新包裝為一個關於團結與再投資的「成功故事」。
史托騰伯格在門前記者會上，以一種充滿信心的語氣，宣布了一組極具衝擊力的數據：「自2016年以來，歐洲盟國和加拿大已為國防預算額外增加了1300億美元。到2024年，這一數字將增加到4000億美元。」他隨後用了一個極具份量的詞來形容這一趨勢：「前所未有」（unprecedented）。這番話的政治意圖極為清晰：它旨在向持批評態度的美國總統川普表明，歐洲和加拿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兌現其在2014年威爾斯峰會上做出的「國防投資承諾」，為自身的安全承擔起更大的財政責任。
這組數據的計算方式，是將2016年後每一年相對於前一年的國防開支實際增長額進行累加。通過這種方式，北約得以將一個由多數國家仍未達到「GDP的2%」目標的複雜現實，轉化為一個總量上持續、顯著增長的積極趨勢。4000億美元的預期增長，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數字，它有力地證明了聯盟的歐洲成員國正在進行實質性的再武裝，而非僅僅是口頭承諾。史托騰伯格總結道：「這正在使北約更強大。」
這個精心策劃的增長—將一個長期充滿痛苦和相互指責的內部矛盾，轉化為一個證明全新承諾的範例—是聯盟在倫敦峰會期間應對動盪政治局勢的策略基石，這是在面對存在性質疑時，展示自身價值的必要之舉。它不僅僅是為了安撫美國。對歐洲國家而言，公開承認並慶祝這一增長趨勢，也是向本國民眾和潛在對手傳遞一個信號：歐洲正在重新嚴肅地對待防務問題。這筆龐大的新增投資，正在被用於採購聯盟急需的現代化裝備、提升部隊的戰備水平，並為在東翼的「強化前進部署」等集體行動提供資金。
然而，這一成功敘事的背後，依然隱藏著複雜的現實。儘管總體趨勢向好，但盟國之間的差距依然巨大。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其國防開支雖然在絕對值上有所增長，但佔其GDP的比重仍然遠遠落後於22%的目標，這也使其成為了跨大西洋爭論的焦點。史托騰伯格的策略，是聚焦於整體的、積極的增長趨勢，而非糾纏於個別國家的不足，以此來維護峰會脆弱的團結氛圍。
最終，這場關於負擔分擔的論述，成為了倫敦峰會上最為微妙的平衡藝術。它既要足夠積極，以滿足美國的要求、證明聯盟的價值；又要足夠現實，以承認挑戰的存在、敦促各國繼續努力。史托騰伯格所呈現的「前所未有」的增長，成為了支撐整個峰會脆弱團結的最重要的一根支柱。
恆定的議程—俄羅斯、軍控與反恐
儘管倫敦峰會的議程因中國、太空等新議題的加入而顯得格外具有前瞻性，但聯盟安全議程上的那些「恆定」挑戰—如何應對俄羅斯、如何構建後《中程飛彈條約》時代的軍控框架，以及如何持續打擊恐怖主義—依然佔據著核心位置。這些議題，是北約存在的根本理由，也是其日常軍事與政治工作的重心所在。
在與俄羅斯的關係上，倫敦峰會的基調延續了自2014年以來的雙軌政策：一方面，是毫不動搖的威懾與防禦；另一方面，是為避免誤判而保留的對話管道。史托騰伯格在記者會上再次強調了聯盟在東翼的具體部署—「我們在波羅的海地區部署了戰備部隊」—以此作為威懾態勢的實質性證明。而在土耳其就波羅的海防禦計畫提出的要脅問題上，他堅定地表示「我們已有計畫來保護所有北約盟國」，這顯示了聯盟在核心的集體防禦承諾上，不存在任何妥協的空間。
軍備控制的議題，在2019年顯得尤為緊迫。《中程飛彈條約》的失效，為歐洲大陸帶來了新的不穩定因素。領導人們的討論，將聚焦於如何應對一個沒有條約約束的新現實。北約的立場是，俄羅斯應對條約的死亡負全部責任，而聯盟的應對將是「慎重的、防禦性的」。這意味著，聯盟將致力於加強其一體化防空與飛彈防禦系統，並提升其常規打擊能力，但同時極力避免在歐洲部署新的陸基中程核飛彈，以防止陷入與俄羅斯的對等軍備競賽。此外，如何維繫並延長即將於2021年到期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將是跨大西洋軍控對話的重中之重。
打擊恐怖主義，依然是史托騰伯格議程清單上的關鍵一項。這不僅是因為恐怖主義對所有盟國構成持續的直接威脅，更是因為在這一領域的合作，是展示聯盟實際價值、並回應部分盟國（特別是南翼的法國和土耳其）安全關切的重要途徑。北約通過其在阿富汗的「堅決支持任務」、在伊拉克的訓練任務，以及作為「打擊伊斯蘭國全球聯盟」成員的身份，持續為全球反恐戰爭做出貢獻。領導人們的討論，將評估這些任務的進展，並探討如何更好地利用聯盟的軍事專長，來幫助夥伴國家建立自主的反恐能力。
這三大恆定的議程—俄羅斯、軍控與反恐—共同構成了北約安全政策的基石。它們提醒著所有成員國，無論聯盟的戰略視野如何向全球拓展，其最根本、最不可推卸的責任，依然是保衛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應對那些最直接、最現實的威脅。
生命的宣言—在爭議中前行的聯盟
最終，2019年的倫敦領導人峰會，以其充滿矛盾與張力的獨特方式，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七十歲生日，留下了一個複雜而深刻的註腳。它既是一場被成員國之間罕見的公開爭吵所定義的會議，也是一場在制度層面取得了多項實質性突破、並為未來發展指明了新方向的會議。峰會的最終成果，並非是那份相對簡短、措辭謹慎的《倫敦宣言》，而是這場峰會本身所展示的、在巨大壓力下仍能維持運轉並向前適應的頑強生命力。
秘書長史托騰伯格在峰會開幕前的講話，為這場「生命的宣言」奠定了基調。面對關於聯盟「腦死」的質疑，他沒有選擇迴避或陷入爭吵，而是以一系列堅實的、无可辩驳的成就作為回應。從「前所未有」的國防開支增長，到東翼前所未有的軍事部署，再到對太空和中國等全新戰略議題的開拓，他成功地構建了一個關於「適應中的、充滿活力的」聯盟的正面論述。這個論述的核心是：政治層面的噪音，無法掩蓋聯盟軍事與制度機器持續進化的事實。
倫敦峰會的真正遺產，正在於它所揭示的這種二元性。它坦誠地暴露了在一個日益複雜的世界中，二十九個（即將成為三十個）民主國家要在所有問題上達成戰略共識，是何其困難。從如何定義土耳其在敘利亞的行動，到如何平衡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和安全風險，分歧是真實存在的。然而，峰會同樣證明，在維護集體防禦這一核心使命上，在應對共同的、根本性的安全挑戰時，聯盟的團結基礎依然牢固。
領導人們最終就更新波羅的海和波蘭的防禦計畫達成了共識，化解了土耳其的要脅。他們共同承認了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並將太空確立為作戰領域。這些實質性的成果，證明了北約的制度框架—其專業的軍事參謀體系、常設的文職國際秘書處，以及數十年來形成的協商文化—具備著強大的內在穩定性與問題解決能力，使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個別領導人一時的政治情緒。
因此，倫敦峰會最終並沒有成為一場如悲觀者預言的、標誌著聯盟崩潰的葬禮。恰恰相反，它以一種混亂、充滿爭議、卻又極具生命力的方式，證明了聯盟的存續。它表明，只要共同的威脅依然存在，只要跨大西洋的安全利益依然緊密相連，這個同盟就將繼續在爭吵中前行，在危機中適應，在分歧中尋求團結。這，或許就是對「腦死」論最為有力的駁斥。
資料來源：
Secretary General: NATO is strong and continues to adapt for the future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715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