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21年10月27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國家軍備總監會議（Conference of National Armaments Directors, CNAD）在布魯塞爾結束了其秋季全體會議。在這場為期兩天的閉門會議中，來自三十個盟國及「互操作性平台夥伴國」的最高國防採購官員，共同為聯盟在一個由快速技術變革和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所定義的新時代中，如何維持其軍事優勢，制定了關鍵的指導方針。此次會議不僅僅是一次例行的技術協調，它更深刻地反映了北約正在經歷的一場根本性轉變：從一個主要關注傳統軍事威懾的組織，演變為一個必須在人工智慧、高超音速、量子技術等新興與顛覆性技術（Emerging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EDTs）領域搶占先機的創新型聯盟。會議的核心議程，圍繞著如何在確保聯盟部隊互操作性這一傳統使命的基礎上，加速對這些顛覆性技術的識別、採納與整合。總監們深入探討了如何通過加強盟國間的合作、以及與北約科學技術組織和戰略司令部的緊密協同，來「盡快地」交付對聯盟威懾與防禦至關重要的尖端能力。會議還盤點了聯盟幾大旗艦級集體採購計畫的進展，特別是「聯盟地面監視系統」（AGS）主要組件的正式交付與作戰驗收，以及旨在接替老舊預警機部隊的「聯盟未來監視與管制」（AFSC）計畫進入下一階段。此外，氣候變遷對國防規劃的影響，也被納入議程，標誌著聯盟正將環境因素作為一個嚴肅的安全變數來對待。這場會議的成果，雖然不像領導人峰會那樣引人注目，卻是維繫聯盟軍事可信度的根本所在。它所做出的決策，將直接影響未來數十年盟國軍隊的裝備構成、作戰概念乃至戰爭形態，確保這個歷經七十餘載的軍事同盟，能夠在其成員國面對未來任何威脅時，始終擁有一把技術上最為鋒利的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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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幕後的引擎—國家軍備總監會議的獨特角色
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龐大而複雜的官僚與軍事體系中，存在著一個獨特而至關重要的機構—國家軍備總監會議（Conference of National Armaments Directors, CNAD）。它不像北大西洋理事會那樣頻繁地出現在新聞頭條，也不像盟軍最高司令部那樣指揮著千軍萬馬。然而，這個由各成員國最高國防採購官員組成的委員會，卻是名副其實的、驅動整個聯盟軍事現代化與能力整合的幕後引擎。2021年10月26日至27日，CNAD在布魯塞爾舉行了其秋季全體會議，這場會議的議程，如同一面稜鏡，清晰地折射出北約在一個充滿了顛覆性技術變革和激烈大國競爭的新時代，所面臨的深刻挑戰與戰略抉擇。
CNAD的使命，正如其官方描述所言，是「促成在交付可互操作的軍事能力方面的合作，以提升北約部隊在聯盟所有核心任務中的效能」。這句看似平淡的描述，其背後蘊含著維繫這個龐大軍事同盟凝聚力與作戰效能的根本邏輯。北約的軍事力量，並非來自一支統一的「北約軍隊」，而是由三十個主權國家的軍隊所構成。這些軍隊的規模、預算、裝備、訓練水平和作戰文化各不相同。CNAD的核心任務，正是要確保當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部隊—例如，一支由德國主導的地面戰鬥群、一支配備了挪威反艦飛彈的英國巡防艦，以及一架由美國飛行員駕駛的戰鬥機—需要在同一個戰場上協同作戰時，它們的通信系統能夠相互連接，它們的彈藥能夠相互兼容，它們的數據鏈路能夠共享同一個戰場態勢圖。這種「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是將三十支獨立的國家軍隊，黏合為一支統一、高效的聯軍的關鍵「膠水」。沒有互操作性，聯盟的集體防禦承諾就將是一句空話。
在過去的數十年裡，CNAD的工作卓有成效。通過制定數以千計的「北約標準化協議」（Standardization Agreements, STANAGs），聯盟在從彈藥口徑、燃料規格到通信協議等各個方面，都實現了高度的統一。然而，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CNAD所面臨的挑戰，已遠非昔日可比。新一輪的技術革命，特別是以人工智慧、自主系統、高超音速、量子技術、生物技術和新材料等為代表的「新興與顛覆性技術」（Emerging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EDTs），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改寫著戰爭的規則。這些技術的發展，不再是線性、可預測的，而是呈現出指數級的、顛覆性的態勢。
這使得CNAD的任務，從過去的「確保標準化」，演變為更為艱鉅的「引領創新與適應」。聯盟不僅要確保現有能力的互操作性，更要能夠快速地識別、評估、採納並整合這些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未來戰場樣貌的新技術，以確保其相對於任何潛在的對手，始終保持「技術優勢」（technological edge）。與此同時，來自中國等新興科技大國的競爭，以及氣候變遷等非傳統安全因素對國防規劃的影響，都為CNAD的工作，增添了新的、複雜的維度。因此，2021年秋季的這次會議，不僅僅是一次常規的進度盤點，它更是一場關於北約如何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技術與戰略十字路口上，為其未來的軍事能力尋找正確方向的集體大腦激盪。
新時代的軍備競賽—擁抱新興與顛覆性技術
本次國家軍備總監會議議程的核心，無疑是對「新興與顛覆性技術」（EDTs）的深入探討。總監們的任務，不僅僅是「理解這些技術的潛力」，更是要「定義採納它們的行動、模式和時間表」。這標誌著北約的國防規劃，正從一種相對被動的、以應對現有威脅為導向的模式，轉向一種更為主動的、以塑造未來能力為導向的模式。這是一場關乎未來戰爭主導權的、看不見的軍備競賽。
EDTs之所以被稱為「顛覆性」，是因為它們不僅僅是對現有軍事能力的漸進式改進，而是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戰爭的制勝機理。以人工智慧（AI）為例，其在軍事領域的應用，將是革命性的。AI驅動的演算法，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處理來自成千上萬個感測器的海量數據，從而生成遠超人類分析員能力的情報洞察和戰場態勢感知。AI可以被用於指揮與控制系統，輔助指揮官在複雜、高壓的戰場環境下，做出更快、更優的決策。在未來，由AI賦能的自主作戰系統—例如，能夠協同作戰的無人機蜂群—甚至可能在沒有人類直接干預的情況下，執行偵察、攻擊等任務。
同樣具有顛覆性的，還有高超音速技術。射程遠、速度超過五倍音速、且能夠在大氣層內進行機動變軌的高超音速飛彈，對現有的所有防空與飛彈防禦體系，都構成了近乎無解的挑戰。它們極大地壓縮了防禦方的反應時間，使得傳統的攔截變得極為困難。俄羅斯和中國在該領域的快速發展，已對北約的威懾態勢構成了嚴重威脅。
此外，量子技術（如量子計算、量子通信和量子感測）的潛在軍事應用，雖然更為長遠，但其顛覆性可能更大。量子計算機的強大算力，可能破解現有一切加密體系，從而使軍事通信和數據鏈路變得完全透明。量子通信則有望提供無法被竊聽的安全通信渠道。而量子感測器，則可能探測到傳統雷達無法發現的隱形飛機或潛艇。
面對這一系列令人目不暇給的技術浪潮，北約的挑戰是雙重的。首先，是如何在三十個技術水平、研發投入和產業基礎各不相同的盟國之間，協調出一個統一的技術發展與採納策略，避免因各國步調不一而導致新的「互操作性鴻溝」。其次，是如何在確保倫理和法律遵循的前提下，負責任地將這些潛在的「雙刃劍」技術，整合進聯盟的作戰概念與軍事能力之中。
為此，CNAD的總監們在此次會議上，強調了必須「通過加強盟國間的合作，以及與北約科學技術組織（STO）和戰略司令部（即盟軍作戰司令部ACO與盟軍轉型司令部ACT）的緊密協同」，來加速這一進程。STO作為聯盟的首席科學研究機構，負責跟蹤和評估前沿技術的發展。而兩大戰略司令部，則負責將這些技術潛力，轉化為實際的作戰需求和作戰概念。CNAD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是將科學家的遠見和將軍們的需求，轉變為可執行、可採購、可部署的具體裝備計畫的關鍵橋樑。這場圍繞EDTs的討論，其最終目標，是確保北約在這場決定未來數十年軍事平衡的技術革命中，不會被拋在後面。
聯盟的天眼—從AGS到AFSC的集體監視能力
在應對新興技術挑戰的同時，國家軍備總監會議還盤點了聯盟幾大傳統、但同樣至關重要的旗艦級集體能力計畫的進展。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聯盟地面監視系統」（Alliance Ground Surveillance, AGS）與「聯盟未來監視與管制」（Alliance Future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AFSC）這兩個旨在為北約提供「天眼」般態勢感知能力的重大項目。它們是聯盟集體投資、共同擁有的典範，也是衡量盟國在高端能力領域合作成敗的試金石。
會議宣布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聯盟地面監視系統」（AGS）的主要組件，已正式交付給北約，並完成了作戰驗收。AGS計畫的核心，是一個由五架美國諾斯洛普·格魯曼公司製造的RQ-4D「全球鷹」（Global Hawk）高空長航時無人偵察機組成的機隊。這些無人機，能夠在近兩萬米的高空，以接近噴射客機的速度，持續飛行超過三十個小時，其搭載的先進合成孔徑雷達，能夠穿透雲層和惡劣天氣，對廣闊的地面區域進行高解析度的偵察與監視。
AGS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並非由某個單一國家擁有，而是由北約作為一個組織，集體採購、集體擁有、集體運營的戰略資產。其主作戰基地設在義大利的西格奈拉（Sigonella），其獲取的情報數據，將通過北約的指揮網路，直接分發給所有三十個盟國。這意味著，即便是那些沒有能力獨立研發或採購此類昂貴戰略偵察平台的較小盟國，也能夠平等地分享到最高質量的情報。AGS的正式服役，極大地增強了聯盟在任何潛在戰區—從東翼的廣袤平原到南翼的沙漠地帶—的態勢感知能力，為指揮官的決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資訊優勢。
在AGS系統逐步投入運作的同時，CNAD也將目光投向了更為長遠的未來—如何接替聯盟另一款標誌性的空中監視平台：E-3「望樓」空中預警與管制系統（AWACS）。這支由波音707客機改裝而來的預警機機隊，自1980年代以來，一直是北約的空中指揮中樞，其機背上標誌性的圓盤狀雷達，能夠探測數百公里外的敵我飛機，並指揮己方戰鬥機進行攔截。然而，這支功勳卓著的機隊，如今已日趨老舊，其維護成本日益高昂，技術上也難以應對第五代隱形戰鬥機等新興威脅。
為此，北約啟動了名為「聯盟未來監視與管制」（Alliance Future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AFSC）的龐大計畫，旨在為2035年後接替AWACS尋找解決方案。會議宣布，AFSC計畫已進入「下一階段的產業接洽」，即進行「風險與可行性研究」。這意味著，北約將向全球主要的國防工業集團（如波音、諾斯洛普·格魯曼、空中巴士、薩博等）發出邀約，徵集關於未來空中監視能力的創新概念。
AFSC的解決方案，極有可能不再是單一的、基於大型飛機的平台，而是一個由多種平台組成的、網絡化的「系統之系統」（system of systems）。它可能包括由大型飛機、中型商務機、無人機乃至低軌道衛星等多種平台搭載的、不同類型的感測器，通過先進的數據鏈路和人工智慧演算法，將所有資訊融合在一起，生成一個全面、即時、且極具韌性的空中與地面態勢圖。從AGS的實現，到AFSC的規劃，這兩個項目清晰地勾勒出北約在追求集體情報、監視與偵察（ISR）能力上的不懈努力。它們是聯盟將其成員國的財政資源與工業潛力，匯聚成單一強大軍事能力的最佳體現。
氣候變遷的戰場—當安全遇上環境
在2021年秋季的國家軍備總監會議上，一個看似與傳統軍備規劃無關的議題—氣候變遷—被正式納入議程，這標誌著北約的安全認知，正在發生一次深刻而必要的擴展。聯盟正日益清晰地認識到，氣候變遷不僅僅是一個環境或人道主義問題，它更是一個強大的「威脅倍增器」（threat multiplier），將在多個層面，直接或間接地對盟國的軍事行動、基礎設施安全乃至地緣政治穩定，構成嚴峻的挑戰。將其納入CNAD的議程，意味著氣候因素，將從此成為北約未來所有能力發展與裝備採購決策中，一個不可或該缺的考量變數。
CNAD的總監們，從國防採購和軍事能力的專業視角，探討了氣候變遷帶來的多重影響。首先，是對軍事基礎設施的直接物理威脅。海平面的上升，正直接威脅到許多位於沿海地區的重要海軍基地和港口設施，例如美國最大的海軍基地諾福克。極端天氣事件（如颶風、洪水、野火）的頻率和強度增加，也對軍事基地的運作、彈藥庫的安全以及訓練場地的可用性，構成了日益增長的風險。因此，未來的軍事基礎設施建設，必須將氣候適應性（climate adaptation）納入其設計標準，例如，建設更高的海堤、更具抗災能力的建築以及更可持續的能源供應系統。
其次，是對軍事行動環境的深刻改變。全球暖化導致的北極海冰融化，正在開闢新的、可通航的北極航道。這一方面帶來了新的經濟機遇，但另一方面也開闢了一個全新的潛在軍事競爭區域。俄羅斯已在沿其北極海岸線，大規模地重建和新建軍事基地，並部署了先進的防空和反艦系統。中國也以「近北極國家」自居，積極參與北極事務。這一切都迫使北約必須重新評估其在「高緯度地區」（High North）的軍事存在與作戰能力，包括發展能夠在極端寒冷環境下作戰的部隊、破冰船以及監視北極廣闊區域的能力。
第三，是對武器裝備本身性能的挑戰。全球溫度的升高，將對許多精密武器系統的性能產生影響。例如，戰鬥機的發動機在更高溫度的空氣中，其推力會下降；紅外線感測器在更熱的背景環境中，其探測靈敏度會降低；士兵在更炎熱的氣候下執行任務，其體能消耗和中暑風險會急劇增加。因此，未來的武器裝備採購，必須將其在更極端氣候條件下的作戰效能，作為一個重要的評估指標。
最後，是通過提高能源效率來貢獻於減緩氣候變遷的努力。軍隊是全球主要的能源消耗者之一。通過在軍事基地推廣使用可再生能源、發展更節能的作戰平台（如混合動力戰車），以及在軍事後勤中採用更高效的能源管理方案，不僅有助於減少軍隊的碳足跡，也能在作戰層面，降低對漫長而脆弱的燃料補給線的依賴，從而提升部隊的作戰韌性。
將氣候變遷納入CNAD的議程，是一次開創性的舉動。它表明，北約正在以一種全面、務實的態度，將這個21世紀最為重大的全球性挑戰，整合進其最為核心的國防規劃與能力發展進程之中，確保聯盟的軍事力量，不僅能夠應對來自人類對手的威脅，也能夠適應一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自然環境。
團結的力量—多國合作倡議的價值
在會議的最後，國家軍備總監們歡迎了一系列由北約支持的「多國合作倡議」的成功啟動與實施。這一點，雖然在新聞稿中著墨不多，卻觸及了北約作為一個軍事同盟，其運作效率與內部凝聚力的核心所在。在一個國防預算普遍緊張、而高端武器系統價格日益高昂的時代，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即便是最富裕的德國、法國或英國）能夠獨立負擔起維持一支在所有領域都具備尖端能力的軍隊。因此，通過多國合作，來「團團購」（pool and share）昂貴的軍事能力，已成為聯盟能力發展的主流模式。
這些多國合作倡-議，其形式多種多樣。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戰略空運能力」（Strategic Airlift Capability, SAC）計畫。由十個盟國和兩個夥伴國共同出資，購買並在匈牙利的一個基地共同運營著三架C-17「全球霸王III」重型戰略運輸機。參與國根據其投入的資金份額，分享這些運輸機的年度飛行時數。通過這種模式，即便是沒有能力獨立購買和維護此類昂貴飛機的較小國家，也能夠在需要時，使用世界一流的戰略空運能力。
另一個成功的例子，是「多國多用途加油運輸機隊」（Multinational Multi-Role Tanker Transport Fleet, MMF）。由六個盟國共同採購並運營著一個由空中巴士A330 MRTT加油機組成的機隊。這些飛機不僅能為戰鬥機進行空中加油，還能執行部隊運輸和醫療後送等多種任務，極大地提升了參與國的戰略觸角與行動持久性。
除了這些由北約機構直接支持的大型項目，還有許多在「智慧防務」（Smart Defence）或「框架國概念」（Framework Nations Concept）等框架下，由盟國自發組織的合作倡-議。例如，由德國牽頭的「框架國概念」，旨在圍繞德軍，建立起一個由多個中東歐國家部隊組成的、更大規模的作戰編隊，通過統一訓練標準、協同採購裝備，來提升整個集群的作戰能力。
CNAD在所有這些合作中，扮演著關鍵的促成者與協調者角色。它為各國提供了一個識別共同需求、尋找合作夥伴、協商技術標準和採購模式的平台。它所推動的，是一種從「各國自掃門前雪」向「集體解決共同問題」的文化轉變。這種轉變的過程，往往充滿了各國國防工業利益、不同軍事需求和複雜預算程序之間的博弈，但其最終的成果—如AGS系統、戰略運輸機隊—卻是北約集體力量最為有力的證明。它們表明，通過團結與合作，這個聯盟能夠實現「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為其成員國提供單打獨鬥時永遠無法企及的安全保障。
為未來戰場鑄劍
2021年秋季的國家軍備總監會議，最終在對未來挑戰的深刻認知與對集體行動的堅定承諾中落下帷幕。這場看似高度技術性、遠離公眾視線的會議，其所做出的決策，卻如同一位技藝高超的鐵匠，在幕後為整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精心鍛造其在未來戰場上所需佩戴的利劍與堅盾。
會議最重要的遺產，是將「創新」與「適應性」正式置於聯盟能力發展的核心。通過將新興與顛覆性技術（EDTs）和氣候變遷這兩個決定21世紀未來的宏大變數，深度整合進其議程，CNAD清晰地表明，北約的軍事規劃，已不再僅僅是應對已知的威脅，更是要主動地、前瞻性地塑造其應對未知挑戰的能力。這是一場從被動反應向主動塑造的根本性轉變，其成敗將直接決定聯盟在未來數十年的戰略競爭中，能否繼續保持其技術與軍事上的領先地位。
與此同時，會議對AGS和AFSC等大型集體能力項目的盤點，則再次證明了多國合作在一個資源有限的時代的不可替代性。這些項目不僅僅是昂貴的武器系統，它們更是跨大西洋團結與信任的具體體現。每一次成功的聯合採購，都是對聯盟凝聚力的一次有力鞏固。
因此，當總監們結束他們的討論，返回各自的國家首都時，他們所帶走的，不僅僅是一份會議紀要，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清單。他們需要在本國的國防部和議會中，去推動落實這些集體達成的共識；他們需要在與本國國防工業的互動中，去引導其技術創新的方向；他們需要在無數的技術規格、預算報表和採購合約中，去確保「互操作性」這一聯盟的生命線，能夠在每一件新裝備上得到體現。這是一項沒有硝煙，卻同樣艱鉅的戰鬥。正是這場在會議室和實驗室中進行的、看不見的戰鬥，最終決定了當未來的危機來臨時，北約的士兵們手中握著的，將是怎樣的武器。
資料來源：
Conference of National Armaments Directors meets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81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