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正陷入一場弔詭的危機。
當代觀光客手持數位設備，穿梭於一處處被指定為「古蹟」或「歷史建築」的場域，追逐著社群媒體上的熱門標籤，卻往往與真實的歷史擦身而過。本文深入探討此現象背後的雙重病理：其一是物理層面的「修舊如新」，此種粗暴的修復哲學，將歲月在建築上留下的獨特紋理與溫度視為瑕疵，以現代工業材料與光鮮油漆覆蓋，使其淪為一座失去時間感、僅剩輪廓的「假古董」。從安平古堡城牆上突兀的水泥補丁，到無數日式木造建築被現代鋼釘與油漆侵入的實例，均反映出執行者對於文化資產核心價值的根本性誤解，這種行為無異於對歷史的物理性謀殺。
另一病理則源於政策與法規的制度性引導。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為基礎的OT/ROT（營運—移轉／修復—營運—移轉）模式，已成為各地歷史場域活化的主流路徑。然而，此類標案的評選機制，普遍存在著對投標單位「財務健全度」與「商業營運計畫」的過度傾斜，卻相對忽略其「文化詮釋能力」及「歷史研究深度」。這種將文化資產視為待出租不動產的思維，使政府從文化託管者的角色，退化為尋求最高租金收益的房東。結果是，善於商業包裝與連鎖經營的團隊輕易取得巨額標案，他們擅長將歷史空間清空，複製貼上與場所精神（genius loci）全然無關的商業模組—咖啡廳、文創商店、餐廳，將歷史場域轉化為背景單一的消費地景。松山文創園區、審計新村乃至於「榕錦時光生活園區」的案例，都清晰地呈現了這種「內容置換」的過程，歷史的內核被掏空，僅存一個供人打卡的精美外殼。
最終，當實體的歷史記憶被抹除與置換後，一種更為虛無的觀光形式便趁虛而入。各地政府為了追求短期觀光數字，熱衷於舉辦缺乏在地連結的「速食節慶」，如出一轍的燈會、煙火秀與光雕展演，成了填補文化空白的標準化產品。
這些活動以強烈的感官刺激，短暫地聚集人潮，卻無法形成任何可供回味的文化積累。
Lia 將在本文中從修復工法、法規框架、商業模式與社會心理等層面，全面檢視台灣文化資產所面臨的系統性危機，並論證一個失去真實記憶的島嶼，其觀光發展最終將走向何種失根的結局。
全文
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在一個氣候晴朗的午後，遊客們興高采烈地聚集在一棟被稱作「古蹟」的日式木造建築前。建築的檜木牆板被重新刨得光滑如新，塗上了厚重而光亮的白色油漆，完全遮蓋了近百年歲月應有的色澤與風霜。整齊劃一的鐵皮製假瓦片，彷彿昨日才從工廠出廠。人們在此拍照、打卡，讚嘆著「修復」得如此「完善」，卻沒有意識到，他們所朝聖的，其實是一具剛剛被精心製作完成的、歷史的贗品。
這幅景象，是台灣當前文化資產保存困境最為諷刺的縮影—一場官僚的、綁標的，以保護為名的破壞活動。
一、技術的暴力：「修舊如新」如何謀殺歷史訊息
文化資產的價值，不僅在於其建築形制或美學風格，更在於其作為時間載體所承載的一切物質訊息。
木材的脫水痕跡、石材的風化細節、磚瓦的微小缺損，甚至是歷代修補時留下的不同工法層次，共同構成了一部無可取代的「材料史書」。然而，在台灣的修復實踐中，一種根深蒂固的「修舊如新」觀念，正系統性地撕毀這部史書。
此種觀念將歷史留下的痕跡視為「髒污」與「破損」，追求一種符合現代審美標準的「完整」與「潔淨」。
在這種錯誤哲學指導下，修復工程往往演變成一場對歷史材料的全面清洗與置換。南台灣指標性的安平古堡，其三百多年前由荷蘭人以糯米、糖漿、蚵殼灰混合的「三合土」砌成的磚牆，在歷次修復中，竟被毫不考究地以現代水泥、補土粗暴填補。
水泥的材料特性與熱脹冷縮係數，與古老的磚石截然不同，不僅在視覺上極度突兀，更會對周邊的原始結構產生持續性的物理性破壞。這不僅是技術上的無知，更是對文化資產真實性原則的公然背棄。
同樣的場景，在全台各地的日式建築群中反覆上演。
這也是Lia 最感到無力的部分，身為獨立撰稿人亦為台灣的文化旅遊，撰寫過上百篇的政策研究，對於木造建築的保存更是實地走訪日本與韓國，用微小的姿態見識到了匠人們的執著與熱忱，看著大匠人們帶著年輕木匠們細細雕琢，他們對於現代金屬材質並不排斥，但卻是用極度嚴謹的標準去制定規則，使用的鋼釘數量也是屈指可數。
而在台灣，Lia 親眼所見修復承包商為了工程便利與毫無技術可言，完全放棄傳統的榫卯工法，使用大量的現代鋼釘與螺絲進行結構固定。
看著那些包商們稱呼為老師傅的施工者，拿著電鋸將磨損的榫卯結構全數鋸掉，再拿著釘槍，「磅！磅！磅！磅！磅！」，將買來的膠合板與角材直接拼湊上去，最後拿著一整片的木頭花紋美耐板（一種塑膠板），貼上去，刷上亮光漆。
修復完成了，文物消失了。
這些金屬物件會隨著時間鏽蝕，進而腐蝕周邊的珍貴木料。
胡亂切斷又隨便連接大樑大柱，幾乎是對所有建築師與結構技師的視若無睹。應力，結構在包商面前似乎都沒有快速完工來得重要，反正垮了，標案還是他們的。
更具毀滅性的，是油漆的使用。傳統木造建築的塗料，多為具備透氣性的天然漆，能夠讓木材呼吸；而現代化工漆，則會形成一層密不透風的塑膠膜，將濕氣封鎖在木料內部，加速其從內部的腐朽。
當遊客看到一棟被漆得油光水滑的「老屋」，他們看到的其實是建築生命被終結前的最後妝容。這種以現代工業標準對待文化遺產的作法，永久性地抹除了建築所承載的歷史訊息與時間溫度，使其從一件「證物」，退化成一個僅具形狀的「複製品」。
而當今世界上最出神入化的木造技藝，就在我們的鄰國－日本，這並不是空話或是吹捧，對於木藝的保留，大量的歐美建築師與技藝傳承者前往武士的家鄉求藝。而自詡為中華正統傳承者的中國與台灣，則在一代又一代的批鬥與散漫中，消逝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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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の国住宅本社ビ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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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的掏空：歷史場域的「內容置換」與商業殖民
若說物理性的修復失當是對歷史軀體的肢解，那麼一場更為徹底的記憶清除，則在於對歷史場域的「重新命名」。
這是一種充滿意識形態操作的「鴕鳥式命名法」，它透過語意的置換，對場所精神（genius loci）進行釜底抽薪式的抹除。此種作法並非與歷史對話，而是選擇性地消音，將帶有苦難、爭議或不符合當代商業美學的過往，以一層輕巧、溫馨甚至帶有文創風格的詞彙強行覆蓋。
這種「掩耳盜鈴」式的操作，正將台灣的歷史地景，轉化為一座座喪失記憶的精美牢籠。
此現象最為顯著的案例，莫過於「中正紀念堂」與「自由廣場」的名稱並存與對抗。中正紀念堂本身即是威權時代的產物，其宏偉的建築語彙、儀式性的衛兵交接，無一不是昔日高壓統治與領袖崇拜的具體象徵。它是一處極其重要的「困難遺產」（Difficult Heritage），其存在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近代史教科書，迫使人們去面對、思索與辯證那段複雜的歷史。然而，「自由廣場」的命名，試圖以一個單一、正向的價值，去覆蓋這段歷史的複雜性。
這並非一種歷史的轉型正義，而是一種語意上的清洗。它讓新世代的訪客與國際觀光客，只能看見「自由」的牌坊，卻不再追問這份自由是從何種「不自由」的土壤中奮力掙脫而出。當一個社會選擇用一個美好的新名字來迴避與過往的直面，歷史教育的功能便在空間中被懸置，觀光也因此變得淺薄，只剩下建築攝影，而沒有歷史反思。
同樣的邏輯，更以商業化的面貌，體現在「台北刑務所官舍」轉變為「榕錦時光生活園區」的案例上。
刑務所，是國家權力最赤裸的體現，是規訓、懲戒、監禁的場所，其周邊的官舍群，承載的是法治體系人員及其家庭的生活記憶，與權力結構的延伸。這是一段嚴肅、甚至冰冷的歷史。
然而，「榕錦時光生活園區」這個名字，透過「時光」、「生活」等溫情詞彙，進行了一場徹底的商業洗禮。它刻意抽離了場所原有的司法與監獄脈絡，將其重新包裝成一個適合下午茶、拍照打卡的日式懷舊消費場域。
這種命名方式，堪稱完美的「文青式鴕鳥心態」。它提供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讓消費者可以在一個歷史的「犯罪現場」旁，心安理得地享受甜點，而無須觸碰任何可能令人不安的過往。
歷史的苦難與複雜性，被商業操作與美學濾鏡徹底中和、無害化。當名稱不再指向歷史真實，而只為服務於商業行銷時，場所的靈魂便被徹底交易出去。強行更名的結果，不僅僅是忘卻了歷史的原始意涵，更是斬斷了觀光客透過空間進行深度學習的任何可能性。
遊客在此消費的，不再是文化，而是一種無形調製過的、對歷史無知的甜美麻藥。
三、政策的框架：為商業化鋪平道路的OT/ROT法規
歷史場域之所以大規模地走向商業化與去脈絡化，其背後的驅動力量，正是政府推動公共建設的法規框架。台灣各級政府在處理閒置的文化資產時，最常引用的工具是「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以及由此衍生的OT（Operate-Transfer，由政府投資興建完成後，委由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與ROT（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政府委由民間機構投資增建、改建及修建政府現有建設，並為營運，營運期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模式。
這套法規的初衷，是為了解決政府財政困窘、無力獨自維護龐大文化資產的問題，希望藉由引入民間的資金與經營效率，為老舊建築找到新生。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問題的根源，在於「促參法」的評選標準與精神。在絕大多數的OT/ROT標案中，評選委員的組成與評分權重，往往過度偏重投標廠商的「財務計畫」、「預估營業額」、「權利金與租金回饋」等商業指標。相較之下，對於廠商的「歷史研究能力」、「文化詮釋方案的細緻度」以及「與在地社群的連結計畫」等文化面向的要求，則顯得相對寬鬆且缺乏具體的審核標準。
這樣的制度設計，幾乎注定了最終得標的，必然是那些擁有龐大資本、擅長製作精美財務報表、能夠提出最高額權利金的連鎖品牌或大型開發集團。而那些長期深耕地方、對該場域歷史有深入理解，但資本相對薄弱的在地文史工作室或非營利組織，則在第一輪的財務審查中就被淘汰。
政府在此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個急於甩掉維護包袱、尋求最高租金報酬的房東，而非一個謹慎的、為後代守護文化記憶的託管者—其政策誘因的錯置，從源頭上就決定了歷史空間的宿命。
法規本身，為將文化資產商品化、趨同化，鋪上了一條平坦的康莊大道。得標的廠商，其首要任務是向股東負責，在合約年限內實現最大化的商業利益，而非承擔艱鉅的、未必能盈利的歷史文化教育使命。
於是，最安全、最快速、最能複製成功的商業模式，即「咖啡廳+餐廳+文創商店+演場會場地」的組合，便成為所有歷史場域活化的標準答案。
四、感官的麻痺：速食節慶與被懸置的文化記憶
當實體的歷史地景被一一改造為面目模糊的消費空間後，一種更為短暫、虛幻的觀光模式便應運而生，以填補被掏空的文化內涵。這便是遍地開花的「速食節慶」。
從年初到年尾，全台灣從南到北，充斥著高度同質化的燈會、藝術節、光雕秀與煙火大會。這些活動往往耗資不菲，以炫目的燈光、巨大的裝置藝術、震耳的音樂，在短時間內創造出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奇觀」，吸引大量人潮湧入。
然而，這些活動的內涵卻極其薄弱。它們絕大多數與舉辦地的歷史文脈、自然地景、社群文化缺乏深刻的有機連結。
一座在基隆港邊展出的燈光裝置，可以輕易地被搬到高雄的愛河畔，而不會有任何違和感。
這種「可移動的」、「去地方化的」節慶模式，反映了一種急功近利的觀光思維：用短暫的感官刺激，來取代需要長時間積累和細膩詮釋的深刻文化體驗。
相較於投入資源去研究地方歷史、扶植傳統工藝、復振在地祭典，舉辦一場燈會或煙火秀，顯然在行政上更為簡單，在數據上（如短期的遊客量、交通流量）也更為亮眼。
這種趨勢的蔓延，對地方文化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當人們習慣了這種高強度、低門檻的感官刺激後，便會逐漸喪失耐心去理解一場需要背景知識的傳統祭儀，或靜下心來欣賞一棟老建築的細部之美。
速食節慶的狂歡，猶如一劑文化嗎啡，它讓地方政府與觀光客共同沉浸在一種虛假的繁榮之中，卻懸置了真正需要被面對的課題：
我們的地方，究竟有何獨特之處？我們的文化記憶，應該如何被傳承與訴說？煙火的短暫光亮，掩蓋了文化傳承的長久黑暗。
而在各國地方政府的歷史文化活動中，有許許多多非常優秀的成功例子，其中最讓Lia 深受感動的便是比利時歐梅崗節，儘管我們難以複製如此高強度的城市精神與歷史過往，但在其政府的努力，民間的配合，造就了為了市民與孩童的盛典，都是值得我們借鑑的優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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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根蘭花的島嶼與一場表演式的懷舊儀式
從錯誤的修復工法，到掏空歷史的商業活化，再到由政策法規的系統性引導，以及最終以速食節慶來填補文化真空，台灣的文化資產，正走向一條通往記憶全面空殼化的路徑上。然而，在這條崩解之路的終點，上演的卻不是悲壯的輓歌，而是一場極度荒謬、甚至堪稱病態的社會景觀。這或許是整個文化失憶過程中，最令人不寒而慄的症狀。
此症狀的具體表現為：
當承載數百年集體記憶、具備高度歷史價值的建築群，在推土機與開發利益的巨輪下被輕易碾碎時，理應作為社會良知的保護團體（護天橋、護地下道、護圓環等），其發出的聲音往往微弱、遲疑，甚至趨近於沉默。他們在面對龐大的資本與政治現實時，展現出一種令人費解的溫順與無為。
但與此同時，當一座僅有三、四十年歷史、由鋼筋水泥構成、在都市規劃中已然失能的天橋、圓環或地下道面臨拆除時，同一批或性質相似的團體，卻能瞬間爆發出驚人的能量。他們以一種近乎宗教狂熱的姿態，發起鋪天蓋地的連署，在各大媒體與短影音平台製作輿情的圖文與影像，高呼「保留歷史」、「搶救記憶」。
這是多麼冷峻的諷刺。
這些團體以「重拳出擊」的姿態，捍衛著都市化進程中毫無特殊性可言的基礎設施，卻對真正定義了這片土地歷史縱深的文化遺產「唯唯諾諾」。這種選擇性的激昂，更是表現出了一種刻意的文化保護自助餐。
他們捍衛的並非「歷史」，而是廉價且安全的「個人懷舊」。因為守護一座天橋，僅需觸及個人生命經驗中那段模糊的溫情，它不涉及複雜的產權爭議、不挑戰敏感的殖民或威權歷史，更不會與手握重金的開發商直接對抗。
這只是一場成本極低、卻能輕鬆獲取巨大道德光環的善人演出。
這場高談闊論的記憶懷舊儀式，成了一種集體的精神麻醉劑。它以喧鬧的聲量，完美地掩蓋了在城市另一角，真正文化資產被靜默謀殺的事實。
社會大眾沉浸在「我們成功保留了一座陸橋」的自我感動中，從而忽略了「我們永遠失去了一片清代街區」的真實悲劇。
就像是周末去了圖書館，取下一本藝術與樂曲，接著坐下來滑上一整天FB, IG, TIKTOK，回家時發文配圖：「陶冶心靈」。
這種對瑣碎之物的集體固著，與對重大文化議題的集體迴避，無異於一個文化免疫系統的徹底崩壞—免疫細胞放棄攻擊致命的癌細胞，轉而瘋狂攻擊無害的代謝皮屑。
最終，一個不斷掏空自身記憶的島嶼，便只剩下這種表演式的、淺薄的情感連結。
像極了一株失了根的蘭花，內在生命力早已枯萎，甚至連其守護者，都只專注於爭論是否該為花盆上的一道刮痕而奮戰，卻對整株植物已然腐爛的根部視而不見。
這不是無知，而是一種更為不堪的、在喧囂中自我感覺良好的文化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