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台灣觀光與文化的核心病灶，藏在一種集體上癮的「肉慾鴉片」之中。
當一個社會無法、或無心從自身文化中提煉出足以吸引人的深刻價值時，便會本能地訴諸最原始、最廉價的感官刺激—將女性的身體作為萬用的吸睛工具。
這種成癮並非偶然，而是被一種更深層的績效焦慮所驅動。
其病根，源於政府長期以來被「量化數據」所綁架的觀光政策。從中央到地方，評斷一項觀光活動成功與否的核心指標，幾乎完全圍繞著「吸引多少觀光人次」與「創造多少媒體曝光」。這種績效迷思，迫使所有政策規劃與資源分配，都必須服務於短期內衝高數字的目標。其結果是，那些需要長時間醞釀、參與人數有限但文化意涵深邃的活動，難以獲得政策青睞；而那些能夠迅速聚集人潮的、充滿聲光刺激與淺碟化秀場的活動，則被視為「成功案例」而大行其道。
於是，這劑名為「情慾宣洩」的鴉片，便成為從官方到民間，所有主辦單位手上最方便、最有效的萬靈丹。它能輕易地製造熱鬧、吸引目光、填補內容的空洞。自媒體與短影音平台的盛行，更是讓台灣各大媒體如同吸血鬼嗅聞斑斑血跡，無處不在的「女神」、「正妹」、「小姐姐」等，層出不窮的關鍵字，充滿腥羶色的聳動標題。
可以說是整個社會集國家力量將「肉慾鴉片」送上神壇，無論國際間發生什麼大事，身姿曼妙的女孩兒們，已然成為了台灣旅遊與觀光宣傳等無孔不入的－主力新聞。
然而，這劑毒藥的代價，是整個社會文化自信的流失與創意能力的枯竭。這場以女性身體為祭品的墮落，正以驚人的速度，全面侵蝕著我們神聖、競技與公共的每一個角落。
全文
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一、神聖的褻瀆：從儀式主體到慾望客體
宗教祭典與民俗儀式，本應是社群精神與集體記憶的最高展現，是人與神、與歷史對話的神聖場域。但在台灣，這個場域正被系統性地「色情化」，淪為一場由「男性凝視」所主導的視覺盛宴。
現象：台灣廟會的「禮生辣妹」
宗教祭典上，本應是輔助儀式、傳遞莊嚴的「禮生」，被換成了穿著高衩旗袍、刻意裸露胸口與腿部的豔麗女子。
她們的職能不再是服務於神明，而是服務於攝影機的長焦鏡頭與圍觀群眾的騷動目光。儀式本身的神聖性被徹底架空，淪為一場混亂的、以女體為核心的廟埕攝影會。這不是「接地氣」，這是對神明的公然褻瀆，是將信仰的深度，置換為感官刺激的淺薄。
跨文化對比之鏡：
為了看清這墮落的程度，我們只需將目光投向鄰近的文化。
日本的神道「巫女」御神子（みかんこ）
在祭祀中扮演著神聖的溝通者角色。
她們身著統一、包裹嚴實的白衣紅袴，其服飾的每一處細節都充滿了「純潔」、「奉仕」的象徵意義。
其妝容素雅，儀態端莊，舞蹈「神楽」（かぐら）的每一個動作都蘊含著祈福與敬神的意涵。
其美學是「去性化」的，是為了突顯其「神聖職能」而服務。
巫女的身體是承載祈神儀式的「載體」，而非被觀看的「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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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歐洲的「仲夏節」慶典 (Midsummer Festival)，無論是瑞典人頭戴花冠、圍繞五月柱的舞蹈，還是其他歐洲地區的篝火儀式，其核心都是「信仰的祝福」與「群體的共同參與」。
人們穿上傳統服飾，是為了彰顯文化認同與歷史傳承。女性在慶典的形象，更是群體中最重要的一份子，是母親、女兒、姐妹，其身體是慶祝生命力與自然循環的象徵，洋溢著健康的喜悅，意味著自然母親與信仰對於孕育的祝福。
從未將女性的身體從社群中抽離出來，單獨作為一個被慾望投射的表演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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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與歐洲諸國的傳統宗教儀式致力於透過服飾與行為來強化神聖性與群體連結時，台灣的廟會文化卻在做完全相反的事—它剝除了儀式的神聖外衣，將最赤裸的商業性感注入其中。
在台灣，一股文化自卑與性欲高漲油然而生：
我們不再相信單純的儀式與歷史信仰本身具有吸引力，而必須像下猛藥一樣，瘋狂注射情慾的春藥。
這種對神聖場域的侵蝕，甚至演化出了一種更具機動性與侵入性的載體—電子花車。
這個結合了貨車、油壓舞台、高分貝音響與閃爍霓虹燈的台灣特有產物，本身就是一個移動的展演奇觀。它早已超越了早期廟會、婚慶的助興功能，演變成一個承載著赤裸慾望，並能隨意「置入」任何場合的模組化舞台。最能體現其文化錯亂的，莫過於它在台灣喪禮中的廣泛應用。
在告別式的行列中，經常可見電子花車上的鋼管女郎，在重金屬或電子舞曲的伴奏下，圍繞著鋼管進行撫媚甚至挑逗的表演。這種將「香豔」與「肅穆」並置的超現實場景，常讓外國觀察家感到困惑與咋舌。支持者稱其為「熱鬧」、「慰藉死者」，但其本質，是將一場本應是關於哀悼與追思的儀式，異化為一場吸引路人眼球的街頭秀，家屬悲傷，被舞者的身體所覆蓋。
二、競技的褻瀆：一場對「啦啦隊」專業的集體背叛
如果說對神聖的褻瀆是價值觀的崩壞，那麼在體育賽事上的失焦，則是專業精神的集體沉淪。
在台灣，「啦啦隊」一詞已被嚴重污染與誤解。
我們必須首先釐清其本質：
真正的啦啦隊（Cheerleading），尤其是在其發源地美國，是一項極其艱困、挑戰人體極限的「競技運動」(Competitive Sport)。
它的核心，是由力與美、信任與技巧所構成的空中藝術。它包含高難度的體操（Tumbling）、金字塔（Pyramids）以及驚心動魄的拋接（Stunts）。
當一位體態輕盈、被稱為「Flyer」的女隊員被數名被稱為「Base」的男隊員奮力拋向數公尺高空，完成旋轉、翻騰再被精準接住時—這短短數秒鐘所展現的，是日復一日的重量訓練、對彼此性命相託的絕對信任，以及遠超常人的身體控制能力。它是一種能讓觀眾在球賽中場休息時，心跳繼續加速的、貨真價實的「極限運動」。
然而，在台灣，我們看到的卻是對這項專業的集體背叛與褻瀆。台灣職業運動賽場上的「啦啦隊」，完全抽離了上述的競技核心，發展出獨步全球的「啦啦隊大於球員」的畸形生態。
啦啦隊女孩們不僅是中場表演者，更是球隊行銷的核心、媒體報導的焦點、周邊商品的銷售主力。
他們的服裝是清涼養眼的低胸露腰小短裙，她們的表演內容，是連基本啦啦隊動作編排都稱不上的、高度重複的簡單舞步，搭配上刻意凸顯某些身體部位、充滿性暗示的表情與媚態。
這不是舞蹈，更不是競技，這是一場以運動之名，行「賣肉」之實的廉價縱情。非但沒有延續運動賽事的緊張感，反而用一種格格不入的、軟性的擦邊情色，打斷了競技的激情，將觀眾的注意力從專業運動轉移到被刻意商品化的女性身體上。
為了理解這種褻瀆有多麼嚴重，
我們只需看看世界頂尖的典範：
從拿下超過25次全國總冠軍、展現軍事級精準的肯塔基大學啦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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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Netflix紀錄片《啦啦隊小鎮》中，納瓦羅學院隊員們用血淚與傷病去挑戰極限的真實樣貌；
再到「世界啦啦隊錦標賽」上，Top Gun All-Stars那結合了奧運體操與太陽馬戲團特技的驚人表演。
他們才是真正的「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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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們退一步，不以競技運動員的嚴苛標準來審視啦啦隊，而以職業賽場的專業性來看，台灣的模式同樣站不住腳。
在美國職業運動 (NFL/NBA) 中，啦啦隊是專業的舞者與氣氛營造者，但她們的本質是賽事的「附屬品 (adjunct)」。
媒體與球迷的論述核心，永遠是達陣的四分衛、投出絕殺的三分球。
她們的存在是為了「助興」，而不是「取代」賽事本身。
而在奧運、世界盃足球賽這些競技的最高殿堂，炒熱氣氛這個概念則幾乎不存在，因為代表著最高階級的體育競技，根本不屑於用任何性感的舞蹈來「撐場」。
台灣的職籃、職棒聯盟、排球聯盟各種運動協會以及背後的行銷團隊，或許並非不懂什麼是真正的啦啦隊。
他們是故意選擇了「捷徑」。他們放棄了培養一支需要高昂訓練成本、承擔高風險、但能展現真正運動精神的競技啦啦隊的可能。取而代之的，是挑選、包裝一群外貌姣好的女孩，讓她們跳著最簡單的舞步，用最低的成本，去攫取最廉價的眼球紅利。
這不僅是對運動員專業的不尊重，更是對「啦啦隊」這個詞彙本身最惡毒的污衊。
它竊取了一個充滿力量、技巧與信任的專業運動之名，卻將其徹底掏空，換上了低俗的、取悅特定群體的空洞內核。
當世界頂尖的啦啦隊員們正在挑戰人類極限時，我們的啦啦隊卻在鏡頭前比著愛心、吐著舌頭。
這已不是失焦，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以褻瀆專業為代價的擦邊騙局。
三、公共的庸俗化：從官方認證到記憶叫賣
這股將情慾作為萬用解方的歪風，早已從民間一路暢行無阻地滲透到官方，成為一種不假思索的慣性。
這種秀場模式已被地方政府單位「收編」並常態化。
在台灣，從鄉鎮等級的農產品特賣會、觀光季開幕、港口漁貨節，到縣市政府主辦的跨年晚會、官方政策宣導活動，甚至是消防隊、警察局的防災防詐騙宣導，邀請「辣妹舞團」上台熱舞，早已成為一種「標準作業流程」。
主辦單位用「炒熱氣氛」、「吸引人潮」等理由，將與活動主題毫無關聯的性感舞蹈，生硬地嫁接到活動流程中。這代表，官方單位非但沒有意識到這種展演的膚淺，反而主動擁抱它，視為一種有效的群眾溝通工具，從而完成了對這種庸俗審美的「官方認證」。
同時，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公共場域中，「違和」展演也屢見不鮮。
許多地方政府在歷史街區（老街）、古蹟園區或文化園區舉辦所謂的「文化季」、「懷舊嘉年華」時，其開幕儀式或晚會活動，經常邀請與在地歷史脈絡毫無關聯的現代舞團進行表演。例如，北部某個以管樂節為背景的官方活動，卻請來舞者表演韓國K-POP舞蹈。
這等於是荒腔走馬的將國旅的城市觀光「掏空」，只取其名，用作一個有古典感的背景，來上演一場現代的、淺薄的情慾商業秀。記憶，在此刻淪為了荒唐的肉體舞台背板。
一個更普遍的現象是，在許多公共工程的啟用典禮上，例如一座新橋的通車、一條新路的竣工，主辦單位除了邀請官員剪綵致詞外，幾乎都會安排年輕女模特兒或舞者在旁擔任「嬌點」。
她們的存在與工程本身毫無關聯，其功能被純粹地「物化」為點綴畫面的美麗道具。
這背後的心態是：一項公共建設的成就，其本身是枯燥的、缺乏吸引力的，必須仰賴女性的身體來為其「增色」與「賦予活力」。這種思維，正是將女性工具化的最直接體現。
怠惰的終點，失格的風景
從廟堂的「禮生」，到街頭的「電子花車女郎」，再到球場的「啦啦隊女孩」與官方活動上的「熱舞團體」，Lia 看到的是同一種「創意上的怠惰」與「文化上的不自信」。
無論是宗教、哀悼、競技、觀光推廣，還是政績宣導，當主事者想不到任何更有深度、更貼合主題的展演方式時，他們便會不約而同地訴諸最原始、最簡單的本能—用性感的「肉慾鴉片」來轉移焦點、製造噪音、填補內容的空洞。
這條路徑依賴，正是台灣觀光與文化之所以持續淺碟化的核心病灶。
因為當最廉價的春藥隨手可得時，沒有人會願意靜下心來，去熬製一鍋需要細火慢燉的文化高湯。
而這片我們引以為傲的土地與文化，也終將因其內涵的失格，而失去真正的魅力，不再令人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