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一個國家的記憶，究竟棲息何處？
它是在山丘上那座被殖民者反覆塗抹、層層疊疊的石造堡壘中？還是在另一座，於夏日草坡上、由數萬人的呼吸所共同構築的、無形的聲學殿堂裡？
在愛沙尼亞（Estonia）首都塔林（Tallinn），這個國家的靈魂，棲息在兩個地方。
一個是座堂山城堡（Toompea Castle）。它棲息在老城的石灰岩高地之上，俯瞰著紅瓦屋頂與遠方的波羅的海。它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片柔和的、由俄羅斯女皇凱薩琳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下令建造的粉色巴洛克式牆面。
這粉色，是一位征服者留在這片土地上的簽名。
然而，就在這片粉牆之側，矗立著一座更古老的、屬於中世紀的灰色石塔—「長赫爾曼塔」（Pikk Hermann Tower）。
每天清晨，愛沙尼亞那面藍、黑、白三色國旗，會伴隨著國歌，在塔頂升起。
這是一座充滿悖論的城堡：一座象徵帝國佔領的粉色宮殿，如今是愛沙尼亞的國會（Riigikogu）所在地。
而另一個靈魂的棲所，在山丘之外。那是「歌唱節大舞台」（Lauluväljak），一片面向大海的廣闊草地，以及一座如同白色貝殼般的巨大拱頂。
每隔五年，數以萬計的愛沙尼亞人聚集於此，用他們的母語合唱。那歌聲，是這個民族在數百年壓迫中，所僅存的、也是最強大的武器。
這兩處聖地，構成了這個國家「有形的身體」與「無形的靈魂」。
僅僅是透過文獻與影像，便能感受到那股交織的、令人屏息的重量。若不理解那歌聲的力量，便無法理解那面旗幟的重量。未能親臨那片土地，同時感受那清晨升旗時的莊嚴空氣，與那廣場上十三萬人合唱時的靈魂共振，固然遺憾。但那「石頭」與「歌聲」的對話，已然穿透時空，迫使我們思考：
一個民族，究竟該如何與自己被殖民的過去共存？以及，當一座有形的堡壘被佔領時，是否能用一座無形的堡壘，將它重新奪回？
全文
石灰岩、粉彩與風的聲廓
要理解座堂山（Toompea），必須先理解攀登它的過程。
你無法直接抵達。你必須從下方熙攘的「下城」（Lower Town）—那個屬於商人、工匠、充滿中世紀喧囂的地方—出發，沿著古老的石板坡道，如「長腿街」（Pikk jalg）或「短腿街」（Lühike jalg），一步步向上。
攀登的過程，是一種感官的過濾。
下城的聲音—市集的嘈雜、餐館裡烤豬肉與黑麥麵包的香氣、人群的低語—會逐漸被拋在身後。坡道兩側是高聳的、泛著微光的石灰岩牆體，它們吸納了大部分的迴響。你的腳步聲，在有著數百年歷史的鵝卵石上，變得清晰、孤獨。
空氣開始變化。它變得更稀薄、更清澈，帶著一股來自波羅的海的、乾淨而微鹹的氣息。當你終於踏上高地平坦的廣場時，一種奇異的靜謐便會將你包圍。
這就是座堂山，一個屬於權力、上帝與沈思的領域。
在這裡，視覺的主宰是光。北歐的光線是珍貴的，它不是熱帶那種垂直的、灼熱的曝曬，而是一種低角度的、恆定的、如同水彩般的浸潤。
這道光，首先觸摸到的是那片粉色的巴洛克式外牆。
它不是一種溫暖的粉。在北歐清冷的天光下，它呈現出一種近乎蒼白的、帶著灰調的粉彩。這是凱薩琳二世的顏色，一種帝國的、被強加於此的優雅。它試圖用巴洛克式的精緻，去軟化、去覆蓋這片土地原有的堅硬。牆面如此平整，窗框裝飾著白色的洛可可式花紋，彷彿在刻意宣告一種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文明」。
然而，你的視線無法停留在那粉色上太久。因為它的旁邊，是截然不同的材質。
那是古老的、中世紀的防禦工事。是丹麥人在十三世紀建立「丹人城堡」（Castrum Danorum）時留下的灰色石灰岩。是條頓騎士團（Teutonic Order）加固的厚重城垛。
這些石頭是粗糙的、飽經風霜的。它們的縫隙中，填滿了黑色的苔蘚與數百年的雨水。它們的氣味，是石灰、潮濕的泥土與時間本身的氣味。當你用手觸摸，那種冰冷與粗礪感，會瞬間穿透你的掌心。這才是這片土地的原始質地。
粉色的宮殿，是十八世紀的「皮膚」，光滑、細緻，卻是外來的；而灰色的堡壘，則是這片土地的「骨骼」，古老、堅硬，承載著更早的征服與抵抗。這兩者，以一種極不和諧的姿態，被強行縫合在一起。
而將這一切固定住的，是垂直的向度—長赫爾曼塔。
這座高塔是純粹的哥德式，是力量的原始宣告。它不屬於粉色的宮殿，它屬於灰色的堡壘。它高聳、堅毅，彷彿是從石灰岩高地中自然生長出來的。
在塔頂，那面藍、黑、白三色的國旗，是這片靜止的建築群中，唯一永恆運動的物體。
藍色是天空、海洋與忠誠；黑色是土地、是這片土地上人民的黑暗過去，也是愛沙尼亞黑麥麵包的顏色；白色是雪、是純潔，以及對未來的期盼。
在座堂山的風中，這面旗幟發出低沉而有力的、織物撕裂空氣的「呼、呼」聲。這聲音，是這片高地的心跳。它不是一種輕柔的飄揚，而是一種在強風中奮力掙扎、卻絕不墜落的姿態。
當你站在高地的觀景台，俯瞰下方。塔林老城的紅瓦屋頂，如同一片凝固的紅色海洋，延伸至遠方的港口。聖奧拉夫教堂（St. Olaf's Church）的尖頂刺穿天際線。更遠處，波羅的海在陽光下閃爍著金屬的光芒。彷若「守望者」的視角。
而這片高地上的聲音，也同樣充滿了層次與張力。
清晨日出時，國歌的旋律會響起。那是旗手在長赫爾曼塔上升旗的時刻。
這聲音莊嚴、肅穆，在清冷的空氣中傳播甚遠。對於附近的居民而言，這不是觀光，這是日常，是確認「我們仍在這裡」的儀式。
接著，是鐘聲。
最響亮、最渾厚、最不容忽視的鐘聲，來自那座洋蔥形圓頂的、華麗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這是沙皇俄國在十九世紀末，刻意建造在座堂山廣場正中央的東正教教堂—就在粉色總督府（今日的國會）對面。它的鐘聲，是一種強勢的、來自昔日帝國的宣告。它在建築語彙上，試圖以其龐大的體積與華麗的裝飾，壓倒一切。它提醒著每一個人，俄羅斯曾經在這裡。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稍遠處的、更古老的塔林座堂教堂（Dome Church）的鐘聲。那鐘聲更為沉靜、古樸，屬於統治此地數百年的德意志貴族（Baltic Germans）所信奉的路德宗。
這兩種鐘聲，在座堂山的空氣中交織、碰撞，如同兩種不同歷史記憶的對話。
接著，是風聲。永恆的、帶著海鳥鳴叫的風聲。
以及，人們的腳步聲。不同於下城的匆忙，這裡的腳步聲是從容的、甚至是刻意放輕的。遊客們似乎被這裡的「嚴肅而寧靜的尊嚴感」所感染，不自覺地壓低了聲音。他們凝視著那面旗幟，或者探身眺望舊城，神情中帶著一種近乎敬意的沈思。
而當你走進那座粉色宮殿的內部—走進愛沙尼亞國會（Riigikogu）時將會迎來最劇烈的衝擊。
內部，並不是人們想像的巴洛克式或洛可可式的奢華。國會的議事大廳，是1922年建造的。它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獨特的「表現主義」（Expressionist）風格。這是一個完全現代的、激進的、與粉色外殼截然相反的空間。
大廳的色調是深沉的、近乎壓抑的棕色、藍色與黑色。天花板是尖銳的、鋸齒狀的幾何圖形，如同破碎的冰面，又彷彿是 ploughing the field of law（耕耘法律的田野）。燈光是間接的、隱藏的，營造出一種戲劇性的、近乎神聖的氛圍。
這是一種令人震撼的反差。
愛沙尼亞的第一次獨立，選擇了在「沙皇的粉色外殼」裡，建造一個屬於「自己的、現代的、激進的」核心。
從神話中那片浸透淚水的土地（愛沙尼亞傳說中，座堂山是女英雄琳達為亡夫卡列夫堆砌的墳塋），到丹麥人的灰色石頭，到俄羅斯人的粉色皮膚，再到愛沙尼亞人自己建造的、表現主義的心臟。
這座城堡，它在呼吸。它的每一次呼吸，都吐納著一部複雜、痛苦，卻無比誠實的歷史。
一件繼承而來的、層層疊疊的內衣
一座建築的靈魂，棲息在它的故事裡。座堂山的靈魂是層疊的，如同地質的沉積岩，每一層都壓著前一層的記憶，共同構成了今日的重量。
它反倒像是一件被強行繼承的、疊疊層層的外衣。
這件外衣的內裡，是神話。在愛沙尼亞的民族史詩《卡列維波埃格》（Kalevipoeg）中，這片高地本身就是記憶的化身。它是英雄卡列夫（Kalev）的墳墓，由他的妻子琳達（Linda）用雙手搬運巨石堆砌而成。她流下的眼淚，匯聚成了山腳下的烏勒米斯特湖（Lake Ülemiste）。
這片土地的起點，是愛沙尼亞神話的哀歌。
然而，歷史的哀悼很快接踵而至。1219年（或1227年），丹麥國王瓦爾德馬二世（Valdemar II）率領十字軍在此地與愛沙尼亞部族激戰。傳說中，在丹麥人即將戰敗之際，一面紅底白十字的旗幟（Dannebrog）從天而降，激勵丹麥人反敗為勝。
座堂山，不僅是愛沙尼亞的起源之地，也是「丹麥國旗」的誕生地。
這是一種殘酷的諷刺。一個民族的聖地，成了另一個民族的符號起點。丹麥人在此建立的「Castrum Danorum」（丹人城堡），便是這件外衣最古老的、最堅硬的「骨架」。
隨後，這件外衣被不同的主人穿上又脫下。條頓騎士團的德意志人、瑞典人，最後是俄羅斯人。
德意志的波羅的海貴族，在此統治了數個世紀。他們是封建的領主，將愛沙尼亞人視為農奴。座堂山上的塔林座堂教堂，就是他們信仰的核心。
瑞典人將這裡變成了行政中心。
而後，十八世紀，俄羅斯帝國的凱薩琳二世，則為這座中世紀堡壘，披上了那件粉色的、巴洛克式的「外罩」。
這件外罩，是一種文化上的「覆蓋」。它試圖用帝國的「優雅」與「品味」，去遮掩此地原有的、屬於北歐的粗獷與堅硬。它是一種同化的姿態。
到了十九世紀末，俄羅斯帝國的「俄羅斯化」政策達到頂峰。沙皇亞歷山大三世下令，在粉色總督府的正對面，建造了那座巨大、華麗、充滿炫耀意味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這座教堂的選址極具挑釁性。它被故意放置在愛沙尼亞人精神高地的正中央，用它巨大的洋蔥形圓頂和震耳的鐘聲，壓制著周圍的一切。
這是這件外衣上，最沉重、最刺眼的一塊「補丁」。
座堂山，成了一個被層層殖民、被不同外來權力反覆書寫、覆蓋的身體。
直到1918年，愛沙尼亞宣布獨立。
新生的共和國，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如何處理這件沾滿了壓迫者氣味、佈滿了屈辱痕跡的「外衣」？
他們沒有將其燒毀。他們沒有用圍牆將其隔離。
他們選擇了最大膽、也最艱難的路：
他們走了進去。
他們決定穿上這件外衣。
他們將這座「殖民者的城堡」，變成了「自己的國會」。
1922年，他們在那座粉色宮殿的庭院舊址上，建造了那座風格激進的、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表現主義議會大廳。
這是一個無聲的宣言：我們承認這一切。我們承認丹麥的石頭、德國的秩序、俄羅斯的粉色外牆，以及那座東正教教堂的鐘聲。我們承認這就是我們複雜、痛苦的歷史。但從今天起，在這層層疊疊的「皮膚」與「骨骼」之內，跳動的，將是一顆愛沙尼亞的、「民主」的心臟。
而長赫爾曼塔，則成為了這顆心臟的延伸。
旗幟，就是主權。
在蘇聯佔領時期（1940-1991），那面藍黑白三色旗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蘇聯的紅旗。塔林的老人們會低著頭，快步走過廣場，不願看見那面陌生的旗幟。
直到1989年2月24日，在「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的浪潮中，數十萬人聚集在山腳下，那面藍黑白三色旗，在飄揚了近半個世紀的紅旗被降下後，終於，重新在長赫爾曼塔的頂端升起。
紀錄影像中，那面旗幟在清晨的寒風中展開。廣場上沒有歡呼，只有一片寂靜，以及無數人無法抑制的、無聲的啜泣。
那一刻，這座城堡完成了它的轉化。
它不再是殖民者的堡壘。它是一個民族用自己的眼淚、歌聲與記憶，重新「祝聖」的家園。
歌聲，那座無形的堡壘
然而，那場在1989年清晨的靜默啜泣，並非憑空而來。
那股足以讓一個民族「重新祝聖」一座壓迫堡壘的力量，那股足以讓帝國鬆動、讓紅旗落下的勇氣，是從何而來的？
它不在座堂山的石頭裡。
它在空氣中。它在塔林另一處同樣神聖、卻截然不同的空間—在「歌唱節大舞台」（Lauluväljak）那巨大的、如同貝殼般的白色拱頂之下。如果說座堂山是愛沙尼亞「權力」的中心，那麼歌唱節大舞台，就是愛沙尼亞「存在」的中心。
影片版權屬於：Nikon Europe，歡迎各位讀者前往其youtube頻道觀看。
每隔五年，這個國家便會在這裡舉行「愛沙尼亞歌唱節」（Laulupidu）。這不是一場單純的音樂會或慶典。它是一種儀式，是這個民族確認自己身份、重申自身存在的集體行動。
想像那個場景。
站在一片面向波羅的海的廣闊草坡上。空氣中是夏日松樹的清香與海風的鹹味。面前的，是一個巨大的、未來主義的白色聲學舞台，它像一隻張開的貝殼，準備將聲音送向天際。
舞台上站著的，不是一支樂隊，而是三萬名合唱團員。
他們穿著來自愛沙尼亞各個島嶼、各個教區的傳統服飾，那是一片由刺繡、亞麻、羊毛與色彩構成的、流動的織錦。
而在你身後，草坡上，聚集了十萬名觀眾。
當指揮的手臂舉起，空氣凝結了。
接著，三萬個喉嚨，同時吐出第一個和聲。
那不是一種你能「聽見」的聲音。那是一種你能「感受」到的物理力量。那聲音如此和諧、如此巨大，它穿透了你的胸膛，讓你的骨骼隨之共振。十萬名觀眾，也隨之開口。
十三萬人的合唱，其音量足以壓過海浪，足以讓天空短暫地靜止。
這，就是愛沙尼亞的武器。這就是那座「無形的堡壘」－歌之堡。
這座堡壘始建於1869年。在那個「民族覺醒」的年代，當愛沙尼亞人仍在沙皇與德意志貴族的雙重統治下，他們沒有政治權力，沒有軍隊。
他們所擁有的，只有他們的語言，以及他們的歌聲。
第一屆歌唱節，是一場文化上的獨立宣言。他們藉由「唱歌」這件看似無害的事，向世界宣告：
「我們在這裡。我們是愛沙尼亞人。」
這座「無形的堡壘」，在蘇聯佔領時期，成為了最後的、也是最堅固的防線。
蘇維埃政權深知這歌聲的力量。他們試圖將其收編、閹割。他們在歌單中強行塞入讚美史達林、讚美列寧、讚美蘇維埃的歌曲。愛沙尼亞的指揮家們別無選擇，只能服從。
於是，在歌唱節上，那三萬人的合唱團會先面無表情地，唱完那些指定的、俄語的宣傳歌曲。
接著，儀式真正開始了。
在官方曲目結束後，舞台上的某個角落，會有人—也許是一位指揮，也許只是合唱團中的一個聲音—自發地唱起那首被禁止的、如同第二國歌的《Mu isamaa on minu arm》（我的祖國，我的愛）。
這是一首旋律沉靜、卻蘊含著巨大悲傷與土地情感的歌。
一個聲音響起，
接著是一百個，
然後是一萬個。
舞台上的指揮家，在別無選擇下，會轉過身，重新面對合唱團，將這首「非法」的歌曲，指揮下去。台下的十萬名觀眾，全體起立，加入合唱。
那些駐守在場邊的KGB（蘇聯國安會）幹員，那些手持武器的士兵，在十三萬人的歌聲中，顯得如此渺小。他們可以逮捕一個指揮，但他們將無法逮捕一個正在唱歌的、完整的民族。
在那個瞬間，歌聲就是法律。歌聲就是主權。
這，就是「歌唱革命」。
它不是一個比喻。它是一場真實的、以歌聲為武器、以和聲為防禦的革命。
愛沙尼亞人唱著歌，組成了橫跨波羅的海三國的人鏈（Baltic Way）。他們唱著歌，聚集在廣播電台與電視塔外。他們唱著歌，包圍了座堂山城堡。
因此，當1989年那面藍黑白三色旗，終於在長赫爾曼塔上升起時，那並非一個孤立的政治事件。
那是歌聲的勝利。
是那座「無形的堡壘」，最終奪回了那座「有形的堡壘」，歌之堡傳說終於在座堂山城堡上實現。
是愛沙尼亞人用他們數十年來，在壓迫下、在恐懼中，依然堅持合唱的、固執的呼吸，填滿了那件被帝國穿過的、冰冷的「外衣」，使其重新擁有了溫暖的、屬於自己的「心跳」。他們穿著這件沉重的、佈滿補丁的外衣，莊嚴地走進了未來。
被肢解的骨骼，與透明的樹脂
當我們將目光從波羅的海那片淒美的歷史高地中拉回，望向我們身處的、濕熱的島嶼時，那件「被繼承並穿上的、佈滿傷痕的外衣」，在南國的烈日下，折射出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意象。
那或許是，一具被肢解的、零散的骨骼。
屏東，恆春古城。
這座清光緒年間（1879年）建成的城，曾是台灣島最南端的完整防禦工事。它應該是完整的，有著城牆、城門，承載著海防、械鬥與族群遷徙的記憶。
然而，當人們試圖尋找這具「骨骼」時，他們找不到一件完整的外衣。
他們只找到了碎片。
1968年，為了「現代化」，為了修建道路，城牆被多次、刻意地拆除。
於是，記憶被肢解了。
你走在恆春的鎮上，會突然在某個民宅的轉角，看見一段孤零零的紅磚牆。然後你繼續走，穿過車水馬龍的道路，在另一邊，又發現了另一段。城牆不再是「圍繞」，而成了「散落」。它不再是守護者，而成了一種尷尬的、阻礙交通的「遺跡」。
這不是一件被穿上的外衣。這是一件被剪碎後，隨意丟棄的布料。
更令人心悸的，是那些「修復」的痕跡。
在安平，在恆春，在那些倖存的古老石牆或磚牆上，你看不到塔林那種對材質的敬畏。你看到的，是廉價水泥、是現代補土，被粗暴地、不均勻地塗抹在古老的縫隙中。
那不是「修補」，那是一種「填塞」。
這種「填塞」，如同用透明的、廉價的樹脂，將那些被肢解的骨骼碎片，隨意地黏合、封存起來。這種樹脂，就是我們的「OT/ROT」法規框架。
當一個歷史空間被釋出，那套促參法規所尋找的，不是一個能讀懂這具骨骼的「文化詮釋者」，而是一個能提出漂亮「財務計畫」的「商業營運者」。
政府在此，不是一個謹慎的文化託管者，而是一個急於甩掉維護包袱的房東。
於是，最容易得標的，是那些手持著「樹脂黏著劑」的開發商。他們拿到了鑰匙。他們走進了台北的刑務所官舍、台中的審計新村、台南的林百貨。他們將建築的「殼」保留下來，然後，毫不猶豫地將內部的「核」—那些歷史的紋理、場所的精神徹底掏空。
他們將其清空，裝入連鎖咖啡廳、精品店、或是與其歷史毫無關聯的餐廳。
於是，台北刑務所，那承載了日治時期獄政、紀律與壓迫的沉重空間，被「鴕鳥命名法」更名為「榕錦園區」。人們在曾經的苦難之地，愜意地喝著下午茶，拍著照片。
中正紀念堂，那承載了威權崇拜與轉型正義拉扯的巨大辯論場，被簡單地更名為「自由廣場」。
歷史，被變成了一間「意識形態的冷氣房」。它精美、舒適，卻完全失去了故事的能力。它不再引導人們與過去對話，它只是一個供消費者休憩與拍照的「背景」。
更荒謬的是，當數百年的建築群為了土地開發被碾平時，我們聽不見聲音。反而是那些僅有三、四十年歷史的陸橋、圓環、地下道，會突然冒出鋪天蓋地的團體，高喊「保留歷史」。
我們對近代的、鋼筋水泥的「鄉愁」，聲量大過了對真正古老骨骼的「責任」。
我們不是在「穿上」我們的歷史。
我們是在將它肢解後，用樹脂封存，做成精美的、沒有氣味的、適合販售的「標本」。
當面對一座歷史建築時，我們有勇氣尋找什麼？
在塔林，人們用勇氣面對一座「有靈魂的」城堡。
他們之所以能坦然地走進那座粉色的、象徵壓迫的宮殿，將其轉化為自己的國會，是因為他們同時擁有另一座更巨大的、由十三萬人呼吸所構成的「無形堡壘」。
是「歌聲」賦予了「石頭」意義。
是那永不間斷的合唱，賦予了長赫爾曼塔上那面旗幟，真正不可撼動的重量。
而在我們的土地上，我們看到的，是那些被掏空了靈魂的精美空殼，以及那些被肢解後、用樹脂黏合的骨骼。我們追求著一種快速、廉價、可被商業化的「活化」，卻以歷史的失憶為代價。
當一個民族決定面對它的過去時，它需要兩樣東西：
一個是誠實面對「身體」傷疤的勇氣，另一個是能讓所有人共同呼吸的「靈魂」。
我們是否在忙於將那些骨骼碎片封入樹脂、製成標本的同時，也早已忘記了，我們本該齊聲歌唱？
我們是否還能找到，那首能讓我們所有人，不分彼此，共同呼吸、共同感受的歌？
台灣，也能歌唱嗎？
參考資料（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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