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24年1月15日，在美國多所頂尖大學因校園內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而引發的捐贈者風波持續發酵之際，一場關於高等教育機構財務自主性與道德立場的辯論正浮上檯面。從哥倫比亚大學校友羅伯特・卡夫（Robert Kraft）到哈佛大學的重要捐助者，多位富有的贊助人公開宣布暫停或重新評估其對母校的財務支持，此舉引發了外界對於大學是否會因財務壓力而改變其核心政策的廣泛猜測。然而，深入剖析這些學術巨擘的財務結構後可以發現，對於擁有巨額捐贈基金（Endowment）的頂尖學府而言，個別大額捐款的撤出更像是一種象徵性的姿態，而非存亡威脅。前西北大學校長莫頓・夏皮羅（Morton Schapiro）明確指出，當一所大學的銀行中已坐擁數百億美元資產時，期望其因一筆數千萬美元的捐款而改變戰略方向的想法是「荒謬的」。這些龐大的捐贈基金，主要由歷年捐款累積並進行專業投資而來，是大學永續經營的基石。學術機構通常遵循一條不成文的「5%規則」，即每年從捐贈基金中提取約5%的資金用於營運，這個比例旨在確保基金的本金在市場中能持續增長，從而為未來世代的師生提供保障，同時也滿足當前的營運需求。以西北大學為例，其高達數十億美元的捐贈基金在2023年提供了超過六億美元的營運收入，佔總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這種雄厚的財務實力賦予了學校極大的靈活性，使其能夠大幅降低對學費收入的依賴，進而推行「需求無視」（need-blind）的招生政策，為來自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提供豐厚的助學金，從而極大地提升了學生群體的多樣性。近年來，這些頂尖私立大學的捐贈基金因股票市場與私募股權投資的優異回報而急劇膨脹，進一步鞏固了它們在全球高等教育領域中的菁英地位。
然而，這種由巨額捐贈基金所支撐的財務模式，僅存在於美國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頂端，絕大多數的私立大學則面臨著截然不同的現實。對於那些捐贈基金規模相對較小、或完全不具備此類財務緩衝的院校而言，學費收入構成了其賴以生存的生命線。以紐約州北部的漢密爾頓學院（Hamilton College）為例，儘管其擁有超過十億美元的捐贈基金，在同類院校中已屬佼佼者，但學費收入仍在2023年佔其營運總收入的近60%。這種高度依賴學費的模式，使學校對市場波動和潛在的招生危機變得格外敏感。當前，美國高等教育界正籠罩在「人口懸崖」（demographic cliff）的陰影之下。由於2008年經濟衰退後出生率的顯著下降，未來十年內高中畢業生人數預計將大幅減少，這對招生市場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尤其是在新英格蘭、中西部「鐵鏽帶」等人口增長停滯甚至負增長的地區，那些主要依賴本地生源的文理學院將面臨一場生存鬥爭。為了填滿宿舍床位並確保財務穩定，許多學費依賴型院校在招生時不得不採取「需求感知」（need-aware）的策略，即在錄取決策中將學生的家庭支付能力納入考量。這種做法雖然是現實所迫，卻無可避免地限制了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入學機會，與頂尖富裕大學所倡導的教育公平理念背道而馳。不過，夏皮羅校長也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對學費的高度依賴，迫使這些學校必須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提升本科生的教育體驗上，因為這是它們在激烈競爭中吸引學生的核心賣點。
與此同時，美國的公立大學系統則在經歷一場更為深刻的財務危機，其核心特徵是州政府撥款的持續萎縮，這一現象被稱為「公立大學的私有化」。以擁有十個校區的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系統為例，這個被譽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公立高等教育體系，其來自州政府的撥款佔總收入的比例已從2001年的近20%驟降至2023年的不足10%。儘管加州政府對其公立大學系統引以為傲，但州級財政在醫療、養老金和其他社會福利上的巨大壓力，使其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為高等教育提供充足的資金。為了彌補這一巨大的資金缺口，加州大學系統不得不效仿私立大學的模式，轉而向學生收取更高的費用。自2001年以來，州內學生的平均學費增長了四倍以上，而州外學生的學費更是飆升。為了獲取更高的收入，公立大學 increasingly 依賴招收能夠支付全額高昂學費的州外及國際學生，這引發了關於公立大學是否已背離其服務本州居民之核心使命的激烈辯論。這種財務模式的轉變，正逐漸侵蝕著公立大學作為社會流動引擎的傳統角色，使其日益成為只有富裕家庭才能負擔得起的「特權堡壘」。從富可敵國的菁英私校，到掙扎求生的學費依賴型學院，再到被迫私有化的公立旗艦大學，美國高等教育內部日益擴大的財富鴻溝，正預示著一個更加分化和不平等的未來。
全文
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近年來，美國頂尖大學校園內頻繁的政治抗議活動，意外地將高等教育機構複雜而隱晦的財務運作模式推向了公眾視野的中心。當知名企業家與慈善家公開威脅要撤回數百萬甚至數億美元的捐款，以抗議其母校的某些政策或學生行為時，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隨之而生：這些學術殿堂的財政命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在它們最富有的捐贈者手中？答案遠比表面看起來更為複雜，它揭示了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內部一道日益加深的鴻溝—一邊是擁有近乎國家級財富的菁英機構，另一邊則是為維持收支平衡而苦苦掙扎的大多數院校。
捐贈基金的堡壘：菁英大學的財務自主權
對於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以及西北大學等財力雄厚的私立研究型大學而言，它們的財務穩定性並非建立在年度的捐款或學費收入之上，而是植根於其規模龐大的捐贈基金（Endowment）。這些基金是數代人捐贈的累積，經過專業團隊在全球市場上進行精明投資，其價值已膨脹至驚人的數百億美元。這筆財富並非普通的儲蓄帳戶，而是一個旨在實現永續發展的金融引擎。
其運作的核心是普遍被採納的「5%提取率」原則。這意味著大學每年僅從基金的總價值中提取約5%用於年度營運預算，其餘95%的資產則繼續留在市場中投資增值。這一比率經過精心計算，旨在確保在正常市場條件下，基金的增長速度能夠超過提取率與通貨膨脹率之和，從而使其購買力得以永久保存，實現對未來世代的承諾。這筆從捐贈基金中提取的資金，為大學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財務靈活性。它能夠資助尖端科學研究、支付世界級教授的薪水、支持學生海外交流與實習計畫，更重要的是，它讓學校有能力推行「需求無視」（need-blind）的招生政策。這意味著在錄取過程中完全不考慮申請者的家庭經濟狀況，並承諾為每一位被錄取的學生提供其所需的全部財務援助。
正因如此，近年來，儘管大學的「標價」（sticker price）持續上漲，但在這些富裕的私立大學中，實際支付全額學費的學生比例卻在持續下降。根據統計，2020年，在私立非營利大學中僅有約16%的學生支付全額費用，遠低於1996年的29%。這背後正是日益增長的捐贈基金在發揮作用。西北大學的捐贈基金自2001年以來增長了六倍以上，這主要歸功於股票市場的長期牛市以及私募股權投資帶來的驚人回報。因此，當一位捐贈者威脅撤回千萬美元級別的捐款時，對於一個每年僅靠投資回報就能產生數億甚至數十億美元收入的機構而言，其財務衝擊微乎其微。這並非意味著大學不重視捐贈者，而是它們的財務結構賦予了它們抵禦外部壓力、維護學術獨立性的強大能力。
學費依賴的鋼索：多數私立院校的脆弱平衡
然而，美國近四千所高等教育機構中，能夠享有如此財務自由的僅是極少數。絕大多數的私立大學，特別是中小型文理學院，其財務健康狀況與菁英大學有著天壤之別。它們的捐贈基金規模有限，無法為營運提供足夠的緩衝，因此，學費淨收入（扣除助學金後的學費）便成為了支撐學校運作的絕對主力。
以漢密爾頓學院為例，這所備受推崇的文理學院，學費收入佔其年度營運的近六成。這種財務模式使其對招生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極為敏感。而一場被稱為「人口懸崖」的危機正在逼近。由於2008年金融海嘯後美國出生率的持續下滑，從2025年左右開始，高中畢業生的數量將出現顯著且持續的下降。這場人口結構的變化並非均勻分佈，對新英格蘭和中西部等傳統大學密集但人口外流的地區衝擊尤為嚴重。由於大多數本科生傾向於選擇離家50英里範圍內的大學，這些地區的院校將面臨日益激烈的生源爭奪戰。
在這種壓力下，許多學費依賴型學校被迫在招生策略上做出艱難的妥協。它們很難像富裕大學那樣完全實現「需求無視」，而是不得不採取「需求感知」的策略。這意味著在錄取線邊緣的申請者中，學校可能會優先錄取那些有能力支付更高比例學費的學生。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為了機構的生存，它們可能不得不犧牲一部分教育公平的理想。因為錄取過多需要高額資助的學生，不僅會帶來財務壓力，還可能因這些學生最終選擇了提供更優厚資助的學校而導致入學率（yield rate）下降，進而影響學校在各大排行榜上的聲譽。然而，這種模式也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應」。由於學生的滿意度直接關係到學校的收入和聲譽，這些大學往往會將資源高度集中於提升本科教育的品質、維持小班教學、並加強師生互動，從而創造出菁英研究型大學難以複製的緊密社群和個人化學習體驗。
公立體系的黃昏：州政府撤資與「私有化」浪潮
長期以來，公立大學被視為美國民主理念的基石，它們以較低的學費為本州居民提供優質教育，成為推動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引擎。然而，在過去幾十年裡，這個理想正遭受著來自州政府財政緊縮的持續侵蝕。
以加州大學系統為代表的公立旗艦大學，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身份危機。州政府的撥款曾經是它們預算的主要來源，但如今已萎縮至一個次要角色。從2001年到2023年，州撥款在加州大學系統總收入中的佔比腰斬，降至不足10%。這背後的原因並非州政府不再重視高等教育，而是州級預算面臨著來自醫療保健、公共養老金、基礎教育等多方面的巨大壓力，高等教育的優先級被迫後移。
為了填補資金缺口，這些公立大學被迫採取了一系列自救措施，其核心便是向私立大學的商業模式靠攏。最直接的手段是大幅提高學費。自2001年以來，加州大學州內學生的平均學費增長了四倍多。更具爭議的是，為了最大化收入，學校開始大力招收能夠支付高昂全額學費的州外和國際學生。如今，在加州大學的一些校區，非本州居民的學費幾乎是本州居民的兩倍。這一策略雖然在財務上取得了成功，卻引發了嚴峻的公平性問題。當有限的錄取名額被越來越多地分配給富裕的非本州學生時，本州普通家庭的子女進入頂尖公立大學的機會便相對減少了。這種轉變—常被學術界以中性的術語「公立大學的私有化」來描述—實則代表著戰後美國社會契約的一次根本性轉變，它正在將本應是公共產品的優質高等教育，轉變為一種只有少數人能負擔得起的私人商品。加州近期批准了一項計劃，旨在限制州外學生的招生比例並補償大學因此造成的收入損失，這恰恰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尋求解決方案的迫切性。
分化的未來
當前的捐款爭議，如同投向湖面的一顆石子，其漣漪雖廣，卻未能觸及湖底的深層結構。美國高等教育的真正危機，並非來自個別捐贈者的施壓，而是源於其內部日益固化的財務等級制度。少數擁有巨額捐贈基金的菁英大學，正變得越來越富有，其學術與財務實力使其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吸引最頂尖的師生，並在很大程度上免疫於外部的政治與經濟動盪。與此同時，廣大的學費依賴型私立院校和資金日益枯竭的公立大學，則在為生存而戰，它們的決策越來越受到市場邏輯和人口變化的制約。這條不斷擴大的鴻溝，不僅關係到大學的財務健康，更深刻地影響著數百萬學生的未來，並最終將決定二十一世紀美國的社會流動性與知識創新的格局。
資料來源：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ow Endowments Work, and Why They’re Facing New Scrutiny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endowments-work-and-why-theyre-facing-new-scrutiny
The New York Times: The Donor Revolt at America’s Top Universities
https://www.nytimes.com/2023/12/16/us/donors-universities-penn-harvard.html
Forbes: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Haves And Have-Nots In Higher Education Endowments
https://www.forbes.com/sites/michaeltnietzel/2024/01/30/the-widening-gap-between-the-haves-and-have-nots-in-higher-education-endowmen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Real Reason Public Universities Are in Crisis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real-reason-public-universities-are-in-crisis-11568386801
Inside Higher Ed: The Demographic Cliff Cometh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admissions/views/2024/01/10/how-colleges-can-prepare-looming-enrollment-cliff-opinion
The Hechinger Report: How declining state fund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has hurt students and colleges
https://hechingerreport.org/how-declining-state-funding-for-higher-education-has-hurt-students-and-colleg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 budget and finance
https://www.ucop.edu/operating-budget/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