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21年10月3日，在科索沃北部兩個主要過境點—雅林傑（Jarinje）和布爾尼亞克（Brnjak）—的緊張氣氛中，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領導的駐科索沃和平實施部隊（KFOR）指揮官佛朗哥·費德里奇少將親自視察了其新近部署的單位。此次部署，是對九月底因一場看似微不足道的汽車牌照爭端而急劇升級的軍事對峙的直接回應。根據在歐盟斡旋下，貝爾格勒（塞爾維亞政府）與普里斯提納（科索沃政府）達成的降溫協議，KFOR將在未來兩週內，在該敏感地區維持一種「臨時的、強健的、且敏捷的」軍事存在。其核心任務，是監督並保障雙方特種警察部隊的同步撤離，並為一個旨在解決牌照問題的臨時方案及後續政治談判，創造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KFOR的此次行動，是其根據1999年聯合國安理會第1244號決議所賦予的核心授權—確保所有科索沃社區的安全環境與行動自由—的一次經典實踐。北約秘書長延斯·史托騰伯格在與歐盟特別代表米羅斯拉夫·萊恰克的會晤中，高度讚揚了KFOR在有效執行該協議中的基礎性作用，並將此次北約與歐盟的緊密協作，譽為雙方戰略夥伴關係的典範。這場因車牌而起的危機，雖然暫時得以平息，但它深刻地暴露了塞爾維亞與科索沃之間關係的根本性脆弱，以及西巴爾幹地區潛在的、隨時可能被點燃的衝突引信。KFOR作為該地區最終、也是最受各方信任的安全保障者，其二十二年如一日的持久存在，再次被證明是維繫這片歐洲大陸火藥庫脆弱和平的、不可或缺的穩定之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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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脆弱的和平—雅林傑與布爾尼亞克的緊張對峙
2021年10月初的科索沃北部，秋意漸濃，但空氣中瀰漫的，卻非豐收的氣息，而是一種熟悉的、令人不安的緊張。在通往塞爾維亞的兩個主要關口—雅林傑（Jarinje）和布爾尼亞克（Brnjak），道路兩旁不再是尋常的車流，取而代之的，是來自北約駐科索沃和平實施部隊（KFOR）的裝甲車輛與全副武裝的士兵。10月3日，KFOR指揮官佛朗哥·費德里奇少將（Major General Franco Federici）親臨前線，視察這些剛剛部署到位的部隊。他們的任務，是在未來兩週內，成為一道物理上和心理上的屏障，以確保一場幾乎將這片脆弱土地拖回衝突邊緣的危機，能夠得到平穩的降溫。
這場危機的導火索，看似微不足道，卻觸及了科索沃問題最為敏感的神經：國家主權的象徵。2021年9月20日，由總理阿爾賓·庫提（Albin Kurti）領導的普里斯提納政府，開始實施一項「對等」政策，要求所有懸掛塞爾維亞車牌的車輛，在進入科索沃時必須取下原有車牌，換上由科索沃當局發放的臨時牌照。科索沃政府稱，此舉是對塞爾維亞長達十年來對科索沃車牌採取同等歧視性措施的對等回應。然而，在科索沃北部以塞族人為主要居民的地區，這一舉動被視為普里斯提納強制推行其主權的挑釁行為。
隨之而來的，是教科書般的危機升級。憤怒的當地塞族居民用卡車和路障，封鎖了通往雅林傑和布爾尼亞克關口的主要道路。普里斯提納隨即派遣了其裝備精良的特種警察部隊前往現場，試圖控制局勢。作為回應，貝爾格勒方面則將其軍隊的戰備等級提升至最高，並派遣裝甲部隊和戰鬥機在邊境地區附近進行巡弋。一時間，雙方的武裝力量在邊境線上劍拔弩張，裝甲車輛隔空對峙，戰爭的陰影在沉寂多年後，再次籠罩西巴爾幹。
正是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歐洲聯盟的外交斡旋與北約的軍事保障能力，共同扮演了力挽狂瀾的角色。在歐盟特別代表米羅斯拉夫·萊恰克（Miroslav Lajčák）的穿梭外交下，雙方在布魯塞爾達成了一項三點降溫協議。協議的核心內容是：一、雙方各自撤回部署在邊境地區的特種部隊；二、由KFOR部隊進駐這兩個關口，為期兩週，以確保撤離過程的安全和該地區的行動自由；三、作為臨時措施，雙方同意用特製的貼紙遮蓋彼此車牌上的國家標誌，以解決眼前的通行問題，並同意在未來組建一個工作組，為車牌問題尋找一個永久性的解決方案。
KFOR的此次部署，因此並非一次作戰行動，而是一次經典的「介入式維和」（interpositional peacekeeping）。它將自身置於兩個潛在的交戰方之間，以其作為中立第三方的高度信譽和軍事實力，為外交協議的執行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為政治解決方案的誕生創造寶貴的時間與空間。費德里奇少將在視察時的講話，以及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的聲明，都反覆強調了KFOR在此次危機中所扮演的「基礎性作用」。這場因小小車牌而起的風波，最終成為了對KFOR二十二年來持久承諾的一次深刻檢驗，也再次證明了這支多國部隊，依然是維繫巴爾幹半島脆弱和平的、不可或缺的最後一道防線。
從車牌上的符號到主權的博弈
要理解為何一片小小的金屬車牌，能夠在2021年的歐洲引發一場如此嚴峻的軍事對峙，必須深入探究其背後所承載的、遠超其物理屬性的深刻歷史與政治符號意涵。這場危機，從本質上而言，是塞爾維亞與科索沃之間關於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與民族認同的根本性衝突，在一個具體的、日常的行政管理問題上的集中爆發。
爭議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08年科索沃單方面宣布從塞爾維亞獨立。這一獨立宣言，獲得了以美國為首的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承認，但塞爾維亞及其主要盟友俄羅斯，始終拒絕承認，並依舊視科索沃為其領土的一部分。這一根本性的地位分歧，使得雙方在所有涉及國家主權象徵的議題上，都寸步不讓。
車牌問題，正是這種主權博弈的最典型代表。自科索沃獨立以來，塞爾維亞始終不承認由科索沃當局發放的、帶有「RKS」（Republic of Kosovo）標誌的車牌。任何懸掛此類車牌的車輛，在進入塞爾維亞時，都必須換上塞爾維亞的臨時牌照。作為一種報復與對等措施，科索沃長期以來也對進入其境內的塞爾維亞車牌採取同樣的臨時換牌政策，但這一政策在執行上存在例外，特別是在塞族人聚居的科索沃北部地區。然而，在2021年9月，一份由塞爾維亞在2016年同意的、關於車牌問題的臨時協議到期，這給了新上任的、以強硬著稱的科索沃總理庫提一個採取行動的契機。他決定，結束過去的模糊狀態，在全境範圍內，嚴格執行對塞爾維亞車牌的「對等原則」。
對庫提政府而言，這一步是伸張國家主權、要求平等待遇的必要之舉。它旨在向貝爾格勒和國際社會傳遞一個訊息：科索沃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其法律和行政管轄權，應適用於其領土的每一寸土地，包括長期以來事實上處於半自治狀態的北部塞族聚居區。
然而，對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以及貝爾格勒政府而言，這一舉動則被解讀為一種單方面的、具有脅迫性的挑釁。對他們來說，懸掛由貝爾格勒發放的車牌，不僅僅是出於方便，更是對其塞爾維亞民族認同的堅持，以及對普里斯提納主權的「不承認」的日常化表達。科索沃特種警察部隊的進駐，更被他們視為對其社區安全的直接威脅。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隨即將此事件定性為對塞族人的「迫害」，並將軍隊提升至戰備狀態，既是為了向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交代，也是為了向北約和歐盟施加壓力。
這場危機的演變，清晰地揭示了該地區衝突的引爆邏輯：一個看似技術性的行政決定，因其觸及了主權與認同的核心，而被迅速地政治化和安全化；地方性的抗議，在雙方政府的動員和媒體的渲染下，被迅速地上升為國家級的軍事對峙。在這種高度情緒化、且雙方互信基礎極為薄弱的環境中，任何一方的誤判，都可能導致局勢的瞬間失控。正是在這個臨界點上，一個擁有壓倒性軍事實力、且被衝突雙方都視為中立的外部行為者—KFOR—的介入，才成為了打破惡性循環、將局勢拉回外交軌道的唯一可能。
「第三者」的角色—KFOR的授權與二十二年的堅守
在雅林傑和布爾尼亞克關口的塵土飛揚的道路上，KFOR的士兵們所扮演的，是一個極其微妙而關鍵的「第三者」角色。他們的存在，為兩個劍拔弩張的對手，提供了一個可以同時後退、而又不失顏面的台階。KFOR之所以能夠扮演這一角色，其根源在於其獨特的法律授權、長達二十二年的歷史積澱，以及在此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無可替代的「公正不偏」的信譽。
KFOR的法律基石，是1999年6月10日通過的聯合國安理會第1244號決議。這份決議，是在北約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進行了長達78天的空襲、迫使其從科索沃撤軍之後，為該地區的戰後安排所制定的國際法框架。第1244號決議的核心內容，是在承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即後來的塞爾維亞）對科索沃擁有「主權」的同時，在科索沃建立一個由聯合國管理的臨時行政當局，並授權建立一支由北約領導的國際安全部隊，即KFOR。
決議賦予了KFOR兩項核心使命：第一，確保並維持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safe and secure environment）；第二，保障所有科索沃居民的「行動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這兩項使命，在過去的二十二年裡，始終是KFOR所有行動的根本指導原則。
在1999年部署之初，KFOR是一支兵力接近五萬人的龐大作戰部隊。其首要任務，是在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與塞爾維亞族之間，建立一道堅實的屏障，防止在戰爭結束後爆發大規模的報復性殺戮與族群清洗。KFOR的士兵們負責解除「科索沃解放軍」等準軍事組織的武裝，保護塞族人聚居區和東正教修道院等少數族裔飛地，並逐步幫助當地建立起一支新的、多族裔的警察部隊。
隨著時間的推移，科索沃的安全局勢逐步穩定，KFOR的規模也隨之逐步縮減。到2021年，其總兵力已降至約3700人。其角色，也從一線的執法者，轉變為一個「第三反應者」（third responder）。在正常情況下，維護科索沃內部安全的首要責任，由科索沃警察承擔；其次，是由歐盟派駐的法治特派團（EULEX）提供支持與監督；只有當前兩者無法應對局勢時，KFOR才會介入。
然而，這次的車牌危機，卻是一個典型的例外。由於危機發生在敏感的邊境地區，且直接涉及科索沃警察（特別是其特種部隊）與塞爾維亞安全力量的對峙，科索沃警察本身已成為衝突的一方，無法再扮演中立的執法者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唯一能夠被衝突雙方—普里斯提納的阿族政府和北部的塞族社區（及其背後的貝爾格勒）—所共同接受的、來填補安全真空的力量，只有KFOR。
KFOR的「公正不偏」（impartiality），是其最重要的戰略資產。儘管北約曾在1999年對塞爾維亞進行空襲，但KFOR在過去二十二年的維和行動中，通過嚴格遵守其中立授權，既保護了阿族人免受塞軍的壓迫，也保護了塞族人免受戰後的報復，從而在衝突的雙方，都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正是這種基於長期實踐的信任，使得KFOR在此次危機中，能夠順利地進駐關口，監督雙方特種部隊的撤離，並確保了降溫協議的有效執行。這次行動，再次以一種教科書般的方式，證明了KFOR作為該地區最終安全保障者的、不可替代的價值。
布魯塞爾的漫長對話—在「正常化」的道路上
KFOR在邊境地區的軍事部署，雖然成功地為一場瀕臨爆發的危機按下了「暫停鍵」，但它本身並不能解決危機的根源。真正的、持久的解決方案，只能在談判桌上達成。這正是歐盟自2011年以來，一直在艱難推動的「貝爾格勒-普里斯提納對話」（Belgrade-Pristina Dialogue）的核心所在。此次車牌危機的爆發與最終的（臨時）解決，深刻地凸顯了這一對話進程的重要性、複雜性與極度的脆弱性。
這場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由歐盟斡旋的對話，其官方目標並非是解決科索沃的最終「地位」（status）問題—這是一個雙方立場南轅北轍、短期內無解的根本性難題—而是旨在實現雙邊關係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所謂「正常化」，是指通過談判，解決一系列阻礙民眾正常生活、影響區域合作的具體技術性與行政性問題。這些問題包羅萬象，從承認彼此的大學文憑和專業證照，到電信網絡的互聯互通，再到能源供應、失蹤人員查找，以及此次危機的焦點—車牌與身份證件的互認。
在過去的十年裡，這場對話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雖然往往執行不力的協議。其中最為重要的，是2013年達成的《布魯塞爾協議》。該協議的核心，是在科索沃北部塞族聚居的四個市鎮，建立一個擁有一定自治權的「塞族市鎮共同體」（Association/Community of Serb-majority Municipalities），並將北部的警察和司法系統，整合進科索沃的法律框架之內。這一協議，被視為實現科索沃南北整合、消除事實上分裂狀態的關鍵一步。
然而，這場對話從一開始就步履維艱，充滿了政治上的博弈與相互指責。雙方都經常被指責未能完全履行已達成的協議。例如，科索沃方面遲遲未能兌現承諾，正式成立「塞族市鎮共同體」，擔心其會成為一個類似波士尼亞「塞族共和國」那樣的、削弱國家主權的「國中之國」。而塞爾維亞方面，則被指責持續在幕後支持和操控科索沃北部的平行政治結構，阻礙其與普里斯提納的真正整合。
這場關於車牌的危機，正是這種深層次不信任和政治博弈的最新體現。然而，危機的最終解決（儘管是臨時的），也再次證明了布魯塞爾對話框架的不可或缺性。它是唯一一個能夠讓雙方領導人坐下來、進行艱難談判的平台。
此次危機的解決過程，也完美地展示了北約與歐盟之間「戰略夥伴關係」的實際運作模式。正如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所言，雙方的合作是「北約-歐盟戰略夥伴關係的絕佳典範」。在這場危機中，歐盟扮演了政治與外交的主導角色，其特別代表萊恰克憑藉其穿梭外交，成功地將雙方拉回了談判桌，並促成了降溫協議的達成。而北約，則通過其在地的軍事存在—KFOR—為這份外交協議的執行，提供了最為堅實的、不可或缺的硬實力保障。沒有KFOR的介入，任何關於雙方特種部隊同步撤離的協議，都將因缺乏互信而成為一紙空文。
這場艱苦卓絕、時常令人沮喪的對話—一場長達十年、試圖在不觸及地位問題這一爆炸性核心的前提下，解開一張由充滿情感與政治色彩的實際問題所構成的複雜網絡的努力—是通往擺脫新衝突的唯一可行、儘管並不完美的道路，而這一進程，完全依賴於KFOR士兵所提供的安全保障。這種「歐盟主導外交、北約提供安全」的模式，已成為國際社會處理西巴爾幹複雜問題的標準範本。
背後的戰略棋局—為何西巴爾幹對北約依然重要
在一個全球戰略重心正日益轉向印太地區、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人們或許會問：為何北約依然願意在西巴爾幹這樣一個看似「昨日」的衝突熱點，投入如此巨大而持久的政治與軍事資源？2021年的車牌危機以及KFOR的迅速反應，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答案。維護西巴爾幹地區的穩定，對北約而言，從來不僅僅是一項人道主義任務，它更是一項具有深刻戰略意涵的核心安全利益。
首先，從最直接的地緣戰略角度看，北約絕不能允許在其地理版圖的腹地，出現一個「安全黑洞」（security black hole）。西巴爾幹地區，如今已被北約成員國（克羅埃西亞、阿爾巴尼亞、蒙特內哥羅、北馬其頓，以及更遠處的希臘、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所包圍。如果科索沃的衝突重燃，其所引發的暴力、難民潮和有組織犯罪，將不可避免地外溢至周邊的盟國，直接威脅到聯盟自身的穩定。因此，通過KFOR在科索沃維持和平，其本質上是一種「前沿防禦」，是在聯盟的邊界之外，預防和管理可能蔓延至其內部的危機。
其次，是抵禦外部惡意影響力的滲透。西巴爾幹地區，長期以來都是各大國影響力交匯和博弈的舞台。俄羅斯，作為塞爾維亞的傳統盟友，一直以來都利用其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阻礙科索沃獲得完全的國際承認，並被西方國家廣泛指責其通過支持當地的民族主義勢力、散播虛假資訊等手段，來蓄意製造不穩定，以阻礙該地區的歐洲-大西洋一體化進程。與此同時，中國近年來也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該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極大地擴展了其經濟和政治影響力。
在這種背景下，北約在該地區的持續存在，其意義就超越了單純的維和。KFOR的存在，以及聯盟對整個地區國家的「開放門戶」政策，共同構成了將西巴爾幹地區「錨定」在西方民主與安全框架內的最重要工具。每一次成功的危機降溫，每一次成功的擴員（如2017年的蒙特內哥羅和2020年的北馬其頓），都被視為是對抗這些外部惡意影響、鞏固歐洲-大西洋價值觀共同體的勝利。
最後，維護在西巴爾幹的承諾，也直接關係到北約自身的信譽。聯盟在1990年代曾投入巨大的軍事和政治資本，才最終結束了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血腥戰爭。如果在二十多年後，允許該地區重返暴力與混亂，那將不僅是對過去犧牲的背叛，更將嚴重損害北約作為一個有能力、有決心維護歐洲和平的安全組織的全球信譽。因此，堅守在西巴爾幹，是北約「未竟的事業」（unfinished business），是其致力於建立一個「完整、自由與和平的歐洲」這一宏大歷史工程的最後、也最為複雜的一塊拼圖。
持久承諾的象徵
最終，在KFOR部隊的監督下，科索沃的特種警察部隊與塞爾維亞的裝甲車輛，都從緊張的邊境線各自後撤。一場看似一觸即發的危機，暫時得以平息。雅林傑和布爾尼亞克關口的道路被重新打通，取而代之的，是用小小的白色貼紙遮蓋住車牌上敏感的國家符號。這個看似滑稽的臨時解決方案，卻是避免流血、重啟對話的唯一可行之道。
這場因車牌而起的危機，如同一幕微縮的戲劇，濃縮了科索沃乃至整個西巴爾幹地區所有 unresolved 的矛盾：懸而未決的國家地位、根深蒂固的族群不信任，以及微小爭端在政治動員下迅速升級為軍事對峙的危險邏輯。
而KFOR在此次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則以一種最為清晰的方式，證明了這個多國維和部隊在二十二年後，依然存在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它不是歷史的遺物，而是一個在歐洲最為脆弱的角落，積極運作的、必不可少的危機管理者與穩定之錨。當地的政治家們或許可以為了國內的政治利益而相互恫嚇、煽動情緒，但他們都清楚地知道，KFOR的存在，為他們的危險遊戲，設定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底線。
KFOR士兵在邊境線上建立的觀察哨，因此不僅僅是一個軍事哨所，它更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象徵。它象徵著國際社會對該地區持久和平的承諾，象徵著北約作為歐洲-大西洋安全最終保障者的決心，也象徵著一種信念：即便是最為複雜的歷史爭端，也終將有希望通過耐心的對話、而非暴力的衝突，來尋求解決。在雅林傑和布爾尼亞克關口執勤的每一位KFOR士兵，都是這個持久承諾的鮮活化身，他們守護的，不僅僅是一段邊界，更是通往一個更為和平的未來的、脆弱的可能性。
資料來源：
KFOR enhances presence in northern Kosovo in support of de-escalation arrangement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70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