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25年5月5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向外界闡釋了其於同年二月由北大西洋理事會批准的一份綱領性文件—《聯盟數據戰略》（Data Strategy for the Alliance, DaSA）。這份看似高度技術性的文件，實則標誌著聯盟在應對21世紀安全挑戰方面，一次最為深刻和根本性的作戰哲學轉變。該戰略旨在將數據確立為一種「持久的戰略資產」，並設定了在2030年前，通過數據驅動來獲取「可持續的戰場優勢和業務效率」的宏大目標。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已持續數年、並全面展示了數位化、網絡化戰爭形態的殘酷現實背景下，這份戰略的推出，是對戰場教訓的直接回應與系統性總結。其核心願景，是徹底打破盟國與北約機構內部長期存在的「數據孤島」，建立一個名為「聯盟數據共享生態系統」（Alliance Data Sharing Ecosystem, ADSE）的框架。該生態系統將通過一個名為「北約數位骨幹」（NATO Digital Backbone）的統一基礎設施相互連接，允許盟國、北約、產業界及學術界之間，在確保數據主權的前提下，安全、協作地存取數據資源，包括人工智慧（AI）和機器學習（ML）模型。為實現這一目標，《聯盟數據戰略》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戰略目標與原則，涵蓋了從建立統一的數據治理框架、將數據視為可演進的「產品」來管理、實施以數據為中心的安全模型，到全面提升聯盟人員的「數據素養」等各個層面。這份戰略不僅僅是一份關於資訊科技的規劃文件，它更是一份旨在重塑聯盟決策模式、作戰概念乃至組織文化的革命性藍圖。其最終目標，是確保在未來任何一場多領域、高強度的衝突中，北約能夠比任何對手更快地感知、理解、決策和行動，從而掌握21世紀戰爭中最為關鍵的制勝權—決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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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新時代的貨幣—數據作為戰略資產的崛起
2025年5月5日，當北約正式向公眾闡釋其新近批准的《聯盟數據戰略》（DaSA）時，外界的目光大多被文件中充斥的技術術語和官僚架構所吸引。然而，隱藏在「聯盟數據共享生態系統」、「聯邦式數據網格」、「核心元數據規範」等專業詞彙之下的，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自成立以來，在作戰哲學層面最為深刻的一次革命。這份戰略的核心宣告是：在21世紀的戰場上，數據已不再僅僅是輔助決策的資訊，它本身已成為一種與坦克師、航空母艦戰鬥群同等重要的、決定戰爭勝負的「戰略資產」。
這場深刻變革的催化劑，是仍在歐洲大陸延燒的烏克蘭戰爭。這場衝突，如同一座殘酷而高效的未來戰爭實驗室，向世界展示了數位化、網絡化作戰的真實面貌。從無人機通過即時數據鏈路，引導遠程火炮進行精確打擊；到開源情報分析師利用商業衛星圖像和社交媒體信息，追蹤敵軍部隊的動向；再到人工智慧演算法被用於識別目標和優化後勤補給。戰爭的每一個環節，都已被數據深度滲透。這場戰爭的教訓清晰而無情：能夠更快、更準確地收集、處理、分發和利用數據的一方，將在戰場上獲得決定性的「決策優勢」（decision advantage）。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北約的《聯盟數據戰略》應運而生。它源於聯盟在2022年《戰略概念》中確立的、為適應信息時代而必須「利用數位技術來確保軍事效能」的承諾。該戰略的最終目標極具雄心：在2030年前，將北約從一個傳統的、以應用程式為中心的組織，徹底轉變為一個以數據為中心的組織。這意味著，聯盟的運作邏輯，將從過去的「為了解決某個問題而開發一個特定的應用程式」，轉變為「首先將所有高質量的數據匯集、整理並使其可用，然後再基於這些數據，開發出無數種應用與解決方案」。這份戰略，不僅僅是一項技術升級計畫，它是一場旨在重塑聯盟神經系統的深刻革命，其成敗將直接決定這個龐大的軍事同盟，在未來數十年中，是能夠引領時代，還是被時代所淘汰。
2030年的願景—從數據孤島到聯邦式生態系統
《聯盟數據戰略》的核心願景，在於其為2030年設定的宏大目標：屆時，「聯盟數據共享生態系統」（ADSE）將通過「北約數位骨幹」實現整合與連接，再配合一支具備高度數據素養的員工隊伍和優化的數據管理流程，共同促進經過整理的高質量數據，在盟國、北約機構及其各自的利益相關社群之間的有效利用。要理解這一願景的革命性，首先必須理解其旨在解決的根本性問題—長期以來困擾著所有大型多國組織的「數據孤島」（data silos）困境。
在現狀下，北約及其三十餘個成員國的數據，被分割存放在成千上萬個相互隔離的、私有的數據庫中。一個國家的海軍、陸軍和空軍，各自擁有其專屬的情報、後勤和人事系統；北約的各個司令部和機構，也同樣運營著自己的數據庫。這些系統在開發之初，往往只考慮到了自身的特定需求，其數據格式、存儲標準和安全協議各不相同。其結果是，當需要進行跨軍種、跨國家、跨領域的聯合作戰時，數據的共享與整合，成為了一場異常艱鉅、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例如，一架來自A國的偵察機所獲取的目標圖像，可能因為格式不兼容，而無法被B國的炮兵系統直接讀取；一個C國的後勤官員，也可能無法實時查詢到部署在同一戰區的D國部隊的燃料庫存。這種數據層面的「巴別塔」困境，極大地遲滯了決策速度，削弱了作戰效能，並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聯盟在總體兵力規模上的優勢。
《聯盟數據戰略》提出的解決方案，並非是建立一個龐大的、無所不包的中央數據庫—這種模式不僅技術上難以實現，更會引發各國對數據主權喪失的擔憂—而是構建一個更為精巧和靈活的「聯邦式」（federated）生態系統。這一系統的兩大核心組件，是「聯盟數據共享生態系統」（ADSE）和「北約數位骨幹」（NATO Digital Backbone）。
ADSE並非是一個物理實體，而是一個由共同的規則、標準、政策和技術接口所構成的框架。它允許數據繼續存放在其原始的所有者那裡（例如，各國國防部或北約司令部），但在這個統一的框架下，這些數據可以被「註冊」、被賦予標準化的「元數據標籤」，並通過一個「目錄的目錄」（catalogue of catalogues），被授權的用戶（無論是人還是機器）所「發現」。一旦被發現，用戶就可以通過安全的、標準化的應用程式接口（API），來請求「存取」這些數據。這種模式的精髓，在於它在確保各國「保留對其數據的控制權」的同時，又最大限度地促進了數據的安全共享與協作。
而「北約數位骨幹」，則是支撐這一切的底層基礎設施。它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覆蓋整個聯盟的、高度安全、具備高彈性的混合雲端計算環境。它將為ADSE的運作，提供必要的計算、存儲和網絡傳輸能力，確保數據能夠在需要的時候，被快速、可靠地傳送至指定的地點。
與此同時，戰略也強調了人的因素，即培養一支「具備數據素養的員工隊伍」。這意味著，從最高層的將軍到最基層的分析員，都必須學會以數據驅動的思維方式來進行工作。聯盟內部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以保密為優先的「需要知道」（need-to-know）文化，必須向一種更為開放的、以協作為優先的「有責任分享」（responsibility to share）文化轉變。從分割的孤島，到聯邦式的生態系統；從封閉的系統，到開放的接口；從保密的文化，到分享的文化—這正是《聯盟數據戰略》為北約在2030年所擘劃的、一場深刻的數位化轉型之旅。
數據化轉型的五大戰略支柱
為了將2030年的宏大願景轉化為可執行的路線圖，《聯盟數據戰略》詳細闡述了五個相互關聯的「戰略目標」。這五大目標，如同一座建築的五根支柱，共同支撐起北約向「以數據為中心」組織轉型的宏偉結構。它們涵蓋了從頂層的治理架構，到數據的內在價值，再到安全、人員和生態系統建設的方方面面，為這場深刻的變革提供了清晰的指導。
第一大支柱是「數據治理」（Data Governance）。這旨在為聯盟的數據資產，建立一套清晰、連貫、一致的「法律與秩序」。它要求實施明確的治理原則、實踐和控制措施，以確保數據管理能夠被優先考慮並盡可能自動化，同時維持數據的可靠性。這意味著，聯盟需要明確回答一系列根本性的問題：誰是特定數據的「所有者」？誰有權決定這些數據可以與誰共享？數據的質量標準應如何定義和監控？當數據被不當使用或洩露時，應由誰來負責？通過建立一個統一的治理框架，聯盟旨在將數據管理，從過去各部門各自為政的混亂狀態，轉變為一種有章可循的、具備高度問責性的企業級行為。
第二大支柱是「數據價值」（Data Value）。這一目標的核心，是推動一種觀念上的革命：將數據從被視為IT系統的副產品，轉變為被視為一種有內在價值的「戰略資產」。為此，戰略提出，數據資產應被「結構化並作為可演進的產品來管理，以適應消費者的需求」。這意味著，數據的產生和提供者，應像產品經理一樣思考，其目標不僅僅是收集原始數據，更是要將其清洗、標註、整合，並以一種易於理解和使用的「數據產品」形式，交付給最終的用戶（如情報分析師、作戰指揮官或AI演算法）。這種以用戶為中心的方法，旨在最大限度地釋放數據的潛在價值。
第三大支柱是「以數據為中心的安全」（Data Centric Security）。這是對傳統網絡安全模式的一次顛覆。過去的安全模式，主要聚焦於構建堅固的「網絡邊界」（如防火牆），試圖將威脅阻擋在外部。然而，在一個數據需要在多個國家、多個網絡之間頻繁流動的聯邦式環境中，這種模式已不再適用。以數據為中心的安全，其核心思想是「在源頭保護數據」，即通過加密、數位簽章、細顆粒度的存取控制等技術，讓安全屬性與數據本身進行捆綁。這意味著，無論數據被傳輸到何處，它都自帶著一套安全規則，只有經過授權的用戶，才能在特定的條件下，對其進行解密和使用。這種模式，在確保數據得到妥善保護的同時，也極大地增強了盟國之間共享敏感資訊的信心。
第四大支柱是「分析成熟度」（Analytical Maturity）。這聚焦於人的因素。戰略指出，北約的員工隊伍必須「能夠從相關數據中獲取和創造價值」，而領導層則需要「培養一種數據驅動決策的文化」。這是一項艱鉅的文化變革工程。它要求聯盟必須為不同數據素養水平的員工，提供從基礎的數據視覺化工具，到高級的機器學習平台等多層次的工具和培訓。其目標，是讓數據分析不再是少數專家的專利，而是成為每一個成員在日常工作中都能夠應用的基本技能，從而將「數據知情的決策」（data-informed decisions）融入聯盟的組織基因。
第五大支柱是「數據驅動的生態系統」（Data-Driven Ecosystem）。這一目標將前述所有要素整合在一起，旨在通過「聯盟數據共享生態系統」（ADSE）的建設，使北約能夠「大規模地共享和利用數據」。它強調了在「有責任分享」與「需要知道」之間取得平衡的重要性，並將通過與產業界和學術界的戰略夥伴關係，來不斷推動技術創新。這五大支柱，共同為北約的數位化轉型，提供了一個全面而嚴謹的行動框架。
生態系統的七項基本原則
為了確保宏大的戰略目標能夠在技術與實踐層面得到有效落實，《聯盟數據戰略》進一步闡述了七項將指導所有數據相關能力設計與計畫校準的「數據原則」。這七項原則，如同一套寫入聯盟數位化轉型基因的DNA，旨在確保未來建立的「聯盟數據共享生態系統」（ADSE），從一開始就具備開放、可靠、安全與高效的內在屬性。它們共同定義了在一個由三十餘個主權國家和龐大官僚機構組成的複雜環境中，數據應如何被對待和管理。
第一項原則是「可發現」（Discoverable）。這旨在解決數據孤島最根本的問題：即使用戶擁有存取權限，他們也常常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數據究竟是否存在，以及存放在何處。該原則要求，所有數據都必須被「註冊」，並配備可互操作的「元數據」（metadata），使其能夠被授權的個人或系統「搜索」，並使其「存在可見」。這意味著，未來的一位情報分析師，將能夠像在圖書館檢索圖書一樣，通過一個「目錄的目錄」系統，查詢到整個聯盟範圍內，有哪些與其任務相關的數據集，無論這些數據是存放在波蘭的伺服器上，還是在地中海上的一艘義大利巡防艦中。
第二項原則是「可存取」（Accessible）。在數據被發現之後，必須有一套標準化的、安全的機制，允許被授權的用戶、實體和系統，能夠實際地獲取和使用這些數據。這要求聯盟必須大力發展和推廣應用程式接口（API），使不同的應用程式和系統之間，能夠以一種機器可讀的方式，自動地請求和傳輸數據。
第三項原則是「可信任」（Trusted）。數據的價值，取決於其可信度。用戶和系統必須能夠判斷和評估數據、數據相關系統和流程的「完整性」（integrity）。這意味著，必須建立起一套強大的機制，來確保數據在其整個生命週期中，沒有被未經授權地篡改，並能夠追溯其來源和處理歷史。
第四項原則是「受規管」（Regulated）。北約的數據，必須根據國際協議、經批准的北約政策和標準，進行治理和管理。這確保了數據的處理，始終處於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之內，特別是在涉及個人數據保護等敏感領域。
第五項原則是「可互操作與經整理」（Interoperable & Curated）。這要求數據、相關系統和流程，必須確保在盟國與北約機構之間的互操作性。這不僅僅是技術格式的統一，更涉及到「語義互操作性」（semantic interoperability），即確保不同系統對同一個數據術語，有著相同的理解。同時，「經整理」（Curated）則強調了數據在被共享之前，需要經過清洗、標註和豐富化，以提升其質量和可用性。
第六項原則是「被共享」（Shared）。這一原則的核心，是一場深刻的文化變革。預設的共享原則—這與軍事和情報組織傳統的、根深蒂固的「需要知道」文化截然不同—代表了整個戰略中最重大、或許也是最困難的挑戰，這不是一場技術的變革，而是人類信任和機構行為的轉變。它要求數據應在授權範圍內，盡可能廣泛地被共享，以促進協作與合作。
第七項原則是「安全的」（Secure）。在強調共享的同時，安全依然是不可動搖的基石。數據在其整個生命週期中，都必須受到保護和控制，並遵循相關的要求、法律限制和數據所有者的規範。
這七項原則，共同構成了一個精巧的平衡。它們既要打破壁壘、促進流通，又要確保安全、尊重主權；既要追求技術上的先進性，又要建立文化上的信任。它們是構建那個宏大的、聯邦式的數據共享生態系統的、不可或缺的基石。
轉型的賦能者與治理架構
一項宏大的戰略，如果沒有清晰的執行機制和賦能手段，就只能是空中樓閣。《聯盟數據戰略》的最後部分，詳細闡述了將這一藍圖變為現實所需的四大「賦能者」（Enablers）以及一個多層次的「治理模型」（Governance Operating Model）。這共同構成了驅動聯盟進行數位化轉型的組織與技術引擎。
四大賦能者的首位，是「治理」（Governance）。它將前述的治理原則，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流程、商業規則和標準的框架。戰略特別提出了一個名為「計算數據治理」（Computational data governance）的概念，它位於技術與治理的交匯點，旨在利用自動化的工具和流程，來大規模地、高效地維護數據的質量、安全性、隱私和合規性。
第二大賦能者是「架構」（Architectures）。聯盟將制定一系列「參考架構」，為所有新的數據相關系統的設計，提供標準、設計原則、模式和技術建議。其中最核心的，是「聯盟數據中心參考架構」（Data Centric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the Alliance, DCRA）。它將作為指導北約從「以應用為中心」向「以數據為中心」轉變的關鍵技術框架，確保所有新建的系統，都天生具備數據的可發現性、可存取性和高質量。
第三大賦能者是「現代化的數據互操作性標準」。戰略強調，必須優先採用機器可讀的格式和工具，以實現人與技術之間的無縫協作。其中一個關鍵的工具，是建立「北約國防與安全領域本體論」（NATO’s Domain Ontology for Defence & Security）。所謂「本體論」，在資訊科學中，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形式化的、共享的術語詞典和語義網絡。它旨在解決不同國家、不同軍種之間術語不一的根本性問題，確保當一個美國系統中的「tank」和一個德國系統中的「Panzer」，在數據層面上能夠被準確無誤地理解為同一個概念。這對於實現真正的語義互操作性，以及為人工智慧的有效應用提供高質量的數據，至關重要。
第四大賦能者，也是最為關鍵的，是「人才與文化」（Talent and Culture）。戰略承認，任何技術上的變革，如果沒有人的能力的同步提升，都將是徒勞的。因此，北約將大力投入，培養一支精通數據管理和利用的員工隊伍。這不僅僅是技術培訓，更是一種「以數據為中心的思維模式」的培養，確保從最高層的將軍到最基層的文職人員，都能夠被賦權，利用數據來進行決策、制定政策和優化流程。
為了協調和驅動這一切，戰略還設計了一個清晰的治理架構。在聯盟的最高層級，「數位政策委員會」（Digital Policy Committee, DPC）將負責指導和引導整個聯盟的數據管理工作。在其之下，「北約資訊管理當局」（NA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uthority, NIMA）將扮演類似於「首席數據官理事會」的角色，由各國的首席數據官組成，負責監督政策的實施和數據標準的制定。在北約機構內部，新設立的「北約首席資訊官辦公室」（OCIO）將是負責實施該數據戰略的核心機構。從頂層的戰略指導，到中層的跨國協調，再到具體的執行機構，這一治理模型，為北約這艘龐大的巨輪，在波濤洶湧的數位化浪潮中，提供了一個清晰而有力的指揮塔。
未來戰爭的決定性領域
當《聯盟數據戰略》的文本被逐字逐句地解讀完畢時，其所揭示的，遠不止於一場技術性的升級，而是一場關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未來生存與勝利的根本性革命。這份文件，以一種冷靜、系統而又充滿緊迫感的語言，為聯盟如何在一個由數據定義的新時代中，保持其軍事優勢，提供了權威性的答案。
烏克蘭戰爭的教訓，已深刻地烙印在聯盟的集體意識之中：未來的戰爭，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在數位領域中進行的、關於速度與精度的競賽。勝利，將屬於那個能夠比對手更快地「感知、理解、決策和行動」（sense, make sense, decide, and act）的一方。而這整個被稱為「決策週期」或「OODA循環」的過程，其每一個環節，都完全依賴於高質量的、可信的、可即時存取的數據。數據，已成為了實現「決策優勢」的、不可或缺的血液。
因此，《聯盟數據戰略》並非僅僅是關於建立更快的網絡或更大的數據庫。它的核心，是關於如何將三十餘個主權國家和龐大官僚機構所產生的、浩如煙海的數據，從一種負擔和混亂，轉變為一種被精確駕馭的、具有決定性力量的戰略武器。從建立聯邦式的共享生態系統，到推行以數據為中心的安全模型；從制定統一的語義標準，到培養全體人員的數據素養，這份戰略的每一個細節，都服務於這一個最終的、至關重要的目標。
這將是一場漫長而艱鉅的旅程，它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技術上的，更是文化上、制度上和主權觀念上的。然而，正如這份戰略所清晰表明的，這是一場不容有失的變革。因為在未來戰場這個最為殘酷的決定性領域中，第二名將意味著一無所有。
資料來源：
Data Strategy for the Alliance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349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