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20年10月22日，在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持續席捲全球的背景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各成員國國防部長以虛擬方式召開了為期兩天的會議。會議首日結束後，北約秘書長延斯·史托騰伯格舉行線上新聞發布會，宣布了一系列旨在確保聯盟在一個日益複雜的戰略環境中保持其尖端優勢的關鍵決策。此次會議的召開形式本身，即凸顯了聯盟在應對史無前例的全球危機時的適應能力，而其議程則清晰地表明，儘管面臨著緊迫的公共衛生挑戰，北約並未放緩其應對傳統與新興安全威脅的長期戰略調整步伐。會議最為矚目的成果，是正式決定在德國拉姆施泰因的盟軍空軍司令部內，設立一個全新的「北約太空中心」。此舉是繼2019年承認太空為作戰領域後，將太空政策付諸實踐的關鍵一步，旨在更好地協調盟國在太空領域的活動，保護關鍵的天基資產。其次，深受全球大流行病暴露出的社會脆弱性之影響，部長們同意在次年的領導人峰會上，進一步強化盟國的「韌性承諾」，並將民事準備與社會韌性提升到集體安全的核心地位。在聯盟內部事務方面，史托騰伯格秘書長報告了在「負擔分擔」方面持續取得的進展，強調2020年將是歐洲盟國與加拿大國防開支連續增長的第六年，預計實際增長率將達到4.3%。這一在經濟普遍衰退背景下的逆勢增長，被視為盟國對集體防禦承諾依然堅定的有力證明。此次虛擬會議，以其一系列實質性的決策，不僅展示了北約在危機時期維持其核心職能運作的能力，更深刻地反映了聯盟正在從全球大流行病和日益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中吸取教訓，並將其轉化為具體的組織與戰略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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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螢幕前的聯盟—在世紀疫情中召開的國防會議
2020年10月22日，世界正處於一場與無形敵人的艱苦戰鬥之中。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第二波浪潮正席捲歐美，各國政府在竭力應對公共衛生危機與經濟衰退的雙重壓力。在這樣一個充滿了不確定性與焦慮的時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國防部長們，並未像往常一樣齊聚於布魯塞爾的總部，而是通過加密的視訊線路，召開了一場「虛擬」會議。這一場景本身，就是對當前時代的深刻寫照：一個為應對物理世界軍事威脅而生的聯盟，如今必須在數位空間中，規劃其未來的防禦藍圖，而其成員國所面臨的最致命威脅，卻是一種無法被雷達探測、無法被坦克阻擋的病毒。
然而，這次會議的議程，清晰地表明北約並未因這場全球危機而陷入停滯。恰恰相反，它似乎從中汲取了新的動力與緊迫感，加速了其在多個領域的戰略適應。秘書長延斯·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在會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了三項核心成果：在德國拉姆施泰因設立一個新的「北約太空中心」、承諾在未來進一步強化盟國的「韌性」，以及在「負擔分擔」上取得的持續進展。這三項決策，看似分屬不同領域，實則內在邏輯高度統一，共同指向一個核心目標：在一個風險日益多元化、傳統與非傳統威脅界線日益模糊的世界中，建立一個更具生存能力、更具反應彈性的聯盟。
此次會議的召開，還籠罩在另外兩個巨大的陰影之下。其一，是會議召開前不到兩週，即將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在經歷了充滿摩擦與相互指責的四年之後，跨大西洋關係的未來走向充滿了變數。歐洲盟國在會議上所展現的姿態，既是為了向現任政府證明其承諾，也是為了向任何可能的未來政府，展示一個團結、可靠、且願意承擔更多責任的歐洲。其二，是在聯盟的東南翼外圍，一場血腥的常規戰爭正在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之間激烈進行。這場納哥諾-卡拉巴赫的衝突，以其對無人機等現代化武器的廣泛應用和殘酷的消耗戰模式，為所有國家的國防部長們，上了一堂關於未來戰爭形態的現實教育課。
因此，2020年10月的這次虛擬國防部長會議，成為了一個獨特的歷史剖面。它所討論的議題，既有對遙遠太空的戰略擘劃，也有對社會基層民事準備的深刻反思；既有對傳統地緣政治威脅的持續應對，也有一場突如其來的全球大流行病所帶來的全新啟示。它展示了一個龐大的軍事聯盟，如何在一個物理接觸受到嚴格限制的世界中，繼續其思想的碰撞與制度的演進，並試圖從多重危機的交織中，尋找出通往未來安全的道路。
從領域到指揮—北約太空中心的戰略奠基
在本次國防部長會議宣布的所有決策中，決定在德國拉姆施泰因（Ramstein）的盟軍空軍司令部內設立一個全新的「北約太空中心」（NATO Space Centre），無疑是最具前瞻性、也最能體現聯盟適應未來戰爭形態決心的一步。這一決策，是繼2019年11月聯盟正式承認太空為繼陸、海、空、網之後的第五個作戰領域之後，將政策宣言轉化為組織實體的關鍵性舉措。它標誌著北約的太空戰略，正式從理論構想階段，進入了實際運作與能力建設的全新階段。
設立太空中心的根本原因，源於一個簡單而冷酷的現實：北約及其成員國的現代軍事力量，已經以一種近乎“致命”的方式，依賴於太空中的衛星系統。無論是為精確制導武器提供定位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如GPS），還是保障全球指揮鏈路暢通的軍事衛星通信，抑或是提供關鍵戰場情報的偵察與監視衛星，天基資產已成為盟軍在所有傳統作戰領域（陸、海、空）發揮效能的絕對前提。這種高度的依賴性，也使其成為了聯盟最為脆弱的「阿基里斯之踵」。
近年來，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都在大力發展其反衛星（ASAT）能力。這些能力光譜極廣，從能夠直接撞擊並摧毀衛星的陸基直升式導彈，到能夠在軌道上進行機動、抓捕或破壞其他衛星的「殺手衛星」，再到能夠干擾衛星信號或用雷射致盲其光學感測器的各種軟、硬殺傷手段。這些能力的發展，意味著在未來的任何一場大規模衝突中，太空都極有可能成為第一個爆發戰鬥的領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約太空中心的設立，旨在成為聯盟應對太空威脅、保護天基資產、並確保太空服務持續性的神經中樞。根據北約的規劃，該中心並非一個用於指揮太空武器的進攻性機構—史托騰伯格反覆強調北約「無意將武器放入太空」—而是一個防禦性、協調性的資訊與作戰支援中心。其核心職能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作為「太空態勢感知」（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 SSA）的樞紐。中心將匯總來自各盟國的數據，共同監測和追蹤在軌衛星、太空碎片以及潛在的威脅活動。通過建立一個共同的太空圖景，聯盟可以更早地預警針對盟國衛星的潛在攻擊，並協調採取規避或防護措施。
第二，作為支援盟軍行動的太空協調節點。當北約指揮官在規劃一場地面、海上或空中行動時，他們可以通過太空中心，向擁有天基資產的盟國（主要是美國，但也包括法國、德國、英國、義大利等）提出具體的支援請求，例如需要多少小時的衛星通信帶寬、需要對哪個區域進行衛星圖像偵察等。中心將負責協調這些請求，確保有限的太空資源能夠被最有效地分配給最需要的軍事行動。
第三，作為情報共享與專業知識的交流平台。中心將匯集來自各盟國的太空專家，共同分析太空領域的新技術、新威脅和新作戰概念，並為聯盟的整體防禦規劃提供專業建議。將其設立在拉姆施泰因的盟軍空軍司令部內，也具有深遠的象徵與實踐意義，這反映了空天領域日益一體化的趨勢，確保了太空作戰支援能夠與空中作戰指揮實現無縫的銜接。這個新中心的建立，是北約為其在「更高、更快、更遠」的未來戰場上保持優勢，所落下的一枚關鍵棋子。
大流行病的教訓—重新定義21世紀的國家防衛
如果說設立太空中心是北約對未來高科技戰爭的前瞻性佈局，那麼本次國防部長會議的第二項核心決策—承諾進一步強化盟國的「韌性」（resilience）—則是對一場正在眼前發生的、極具毀滅性的全球危機的直接回應。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一種任何軍事演習都無法比擬的真實與殘酷，向所有國家展示了，21世紀的國家安全遠不止於堅固的邊界和強大的軍隊，它同樣取決於整個社會在面對系統性衝擊時的脆弱性與恢復能力。
史托騰伯格在記者會上強調了「強大的軍隊與具韌性的社會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繫」。這一論斷的背後，是2020年上半年各盟國所經歷的痛苦教訓。這場大流行病，如同一場全面的「社會壓力測試」，暴露出了現代發達國家在多個層面的深層次脆弱性。首先，是全球化供應鏈的斷裂。在疫情初期，各國對個人防護裝備（PPE）、呼吸機和關鍵藥品的需求激增，卻發現這些物資的生產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導致了災難性的短缺和惡性的全球競價。這使得各國政府意識到，關鍵物資供應鏈的過度集中和對外部的依賴，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國家安全風險。
其次，是惡意虛假資訊的氾濫。疫情期間，一場規模龐大的「資訊疫情」（infodemic）與病毒本身一同蔓延。來自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的虛假資訊宣傳活動，利用公眾的恐慌和不確定性，大肆傳播關於病毒來源的陰謀論、質疑科學防疫措施的有效性、煽動社會對立，其根本目的在於削弱公眾對本國政府和民主制度的信任，並推銷自身的政治敘事。這場資訊戰，清晰地展示了「混合威脅」如何在公共衛生危機中，找到新的、極具破壞力的攻擊向量。
第三，是關鍵基礎設施的極限承壓。各國的醫療衛生系統在疫情高峰期瀕臨崩潰，而隨著遠程辦公和線上學習的普及，通訊網絡的穩定性成為了維持社會基本運轉的生命線。這一切都凸顯了，確保關鍵民用基礎設施在危機時期的持續運作，是國家韌性的核心所在。
新冠危機的這場毀滅性衝擊，給了聯盟一個嚴酷而清晰的教訓—一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可能不是一支入侵的軍隊，而是一個從內部癱瘓其社會的微小病毒—迫使聯盟從根本上重新評估韌性和集體防禦的確切含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防部長們同意，在即將到來的下一次領導人峰會上，對盟國的「韌性承諾」進行升級。北約早在2016年就已確立了「國家韌性七大基線要求」，涵蓋了確保政府連續性、能源供應、不受限制的交通運輸、食品與水供應、應對大規模傷亡、通信系統安全以及應對大規模人口流動等七個方面。而此次的強化，無疑將把從這次大流行病中學到的教訓，全面整合進去。這可能包括將「公共衛生安全」和「關鍵醫療物資供應鏈安全」提升為新的基線要求，並大大加強在應對虛假資訊宣傳和保護數位基礎設施方面的標準。北約的角色，是為盟國設定這些最低標準，並通過定期評估和同儕審查，幫助它們識別自身的脆弱環節並加以改進。這場疫情，雖然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損失，卻也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極大地推動了北約對國家安全內涵的深刻反思，將「社會韌性」這一長期被視為輔助性的概念，提升到了聯盟集體安全戰略的核心地位。
逆勢而行的指標—在經濟衰退與政治變局下的國防投資
在2020年這個全球經濟因疫情而陷入深度衰退的年份，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面臨著財政收入銳減和公共支出激增的巨大壓力。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北約國防部長會議上傳出的關於「負擔分擔」的訊息，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甚至可以說是有些不可思議。史托騰伯格秘書長在記者會上宣布，2020年將是「歐洲盟國與加拿大國防開支連續增長的第六年」，預計「實際增長率將達到4.3%」。這一數據，不僅僅是對聯盟內部財政紀律的一次肯定，更是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刻，向外界發出的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信號。
這個信號的首要接收者，無疑是即將在兩週後舉行總統大選的美國。在過去的四年裡，美國政府對歐洲盟國在國防開支上的「搭便車」行為，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有時甚至是尖酸刻薄的批評。因此，在這次大選前夕的最後一次部長級會議上，展示一份令人信服的「成績單」，成為了歐洲盟國和北約秘書長的首要政治任務。這份成績單旨在證明，無論白宮未來的主人是誰，歐洲都正在以實際行動，承擔起更大的防務責任。連續六年的增長，以及在疫情導致GDP普遍萎縮的情況下，國防開支佔比反而可能被動上升的趨勢，共同構成了一個關於歐洲「再覺醒」的有力敘事。
這個4.3%的實際增長數字，其背後是各國在疫情爆發前就已制定的國防預算案，以及長期武器採購計畫的慣性所驅動的。許多國家認識到，在一個安全環境持續惡化的世界裡，削減用於保障國家根本安全的國防預算，將是一個短視且危險的選擇。這筆持續增長的投資，正在被轉化為聯盟急需的現代化軍事能力。從採購F-35第五代戰鬥機、建造新型巡防艦，到升級陸軍的裝甲部隊和投資網路防禦能力，這些新增的開支正在實實在在地彌補北約在過去二十年「和平紅利」時期所積累下的能力赤字。
然而，這份看似樂觀的報告之下，也潛藏著深刻的挑戰。首先，4.3%的增長率雖然可觀，但其在各國之間的分佈極不均衡。東翼前線國家如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其國防投入增長迅猛，而一些西歐大國的步伐則相對緩慢。其次，更為嚴峻的挑戰來自未來。2020年的預算案或許得以倖免，但隨著疫情對經濟的長期破壞效應在2021年及之後的財政年度中完全顯現，各國政府將面臨在醫療、社會保障和國防之間做出極其痛苦的抉擇。維持國防開支的持續增長，將面臨巨大的國內政治壓力。
因此，史托騰伯格在記者會上的樂觀宣示，既是一次對過去成績的總結，也是一次對未來挑戰的預防性喊話。他通過強調這一「不可逆轉」的趨勢，試圖為各國國防部在即將到來的預算博弈中，提供一個來自聯盟最高層的政治背書。他所傳遞的訊息是：安全威脅並未因疫情而消失，恰恰相反，一個在疫情後變得更加貧窮、更加分裂的世界，可能會變得更加危險。因此，現在削減對國防的投資，將會是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這場關於數字的討論，其本質是關於在一個多重危機並存的時代，如何確定國家優先事項的深刻辯論。
未被言明的戰場—納哥諾-卡拉巴赫衝突的啟示
在國防部長會議的公開新聞稿中，並未提及一場在會議召開時正在聯盟東南翼邊緣地帶激烈進行的血腥戰爭。然而，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閉門的虛擬會議室中，正在納哥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地區上演的、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之間的衝突，是所有與會國防部長和軍事將領最為關注、也最感不安的議題之一。這場衝突，如同一座殘酷的現實實驗室，向世界展示了21世紀常規戰爭的全新面貌，其所帶來的軍事技術與戰術啟示，對北約的防禦規劃構成了深刻的挑戰。
這場於2020年9月27日爆發的戰爭，其最顯著的特點，是亞塞拜然對武裝無人機的革命性、大規模應用。在盟國土耳其提供的「旗手」TB2（Bayraktar TB2）武裝無人機和以色列提供的「哈洛普」（Harop）遊蕩彈藥（即所謂的「神風特攻隊無人機」）的支援下，亞塞拜然軍隊對亞美尼亞的傳統地面部隊，實施了毀滅性的打擊。在長達44天的戰鬥中，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大量無人機攻擊影片，以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清晰度，展示了坦克、裝甲車、火砲、防空系統乃至集結的士兵，在來自空中的、無所不在的精確打擊面前，是何等的脆弱和無助。
對正在觀看這一切的北約國防部長們而言，這場戰爭的啟示是多方面的，且極具緊迫性。首先，它無可辯駁地證明，空中力量、特別是相對廉價且可消耗的無人機，已經從傳統的輔助角色，演變為能夠決定地面戰場勝負的主導性力量。一個國家如果無法有效的、多層次的防空體系，來應對從小型遊蕩彈藥到中高空長航時無人機的全方位威脅，其昂貴的地面裝甲部隊，在未來的戰場上可能將淪為活靶。這迫使北約必須重新審視其地面部隊的防空能力，特別是短程防空（SHORAD）系統的巨大缺口。
其次，這場戰爭凸顯了電子戰與態勢感知的重要性。無人機的有效運作，高度依賴於不間斷的數據鏈路和GPS導航。能夠有效干擾或壓制敵方的指揮與控制網絡，將成為未來戰爭的勝負手。同時，能夠快速、精準地識別和定位敵方目標的情報、監視與偵察（ISR）能力，是發揮無人機打擊效能的前提。
第三，盟國土耳其在這場衝突中的角色，也為北約內部帶來了複雜的議題。土耳其向亞塞拜然提供的無人機和軍事顧問，被普遍認為是後者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關鍵因素。一個北約成員國，深度介入了一場在聯盟防區之外、且涉及聯盟夥伴國（亞美尼亞是北約「和平夥伴關係計畫」成員）的衝突，這引發了關於盟國在聯盟框架外採取單邊軍事行動的協調與規則的深刻討論。
因此，儘管納哥諾-卡拉巴赫的名字未曾出現在公開的議程上，但那片高加索山地戰場上的硝煙，無疑已飄進了北約的虛擬會議室。它以一種最為直接和殘酷的方式，迫使聯盟的軍事領導人正視未來戰爭的冷酷現實，並加速其在防空、無人機技術、電子戰以及應對新興顛覆性技術等領域的適應性變革。
在一個漂泊世界中的穩固航向
2020年10月的北約國防部長虛擬會議，最終以一系列旨在強化聯盟長期適應能力的務實決策而告終。在一個被全球大流行病、經濟衰退和地緣政治動盪所共同定義的、充滿漂泊感的年份裡，這次會議展示了這個龐大軍事聯盟非凡的制度慣性與戰略定力。它證明了，即便在最為顛覆性的全球危機之中，聯盟的核心機構依然能夠保持運轉，並繼續沿著其在2014年後所確立的、以應對大國競爭和多樣化威脅為核心的軌道，穩步前行。
會議的三大核心成果—設立太空中心、強化韌性承諾、以及重申對國防投資的堅持—共同勾勒出一個正在向未來演進的聯盟輪廓。太空中心的建立，是將聯盟的防禦邊界，從物理空間延伸至地球軌道的關鍵一步。對社會韌性的空前強調，則是聯盟從新冠疫情這場慘痛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中，汲取的最為深刻、也最為及時的戰略教訓。而國防開支在經濟寒冬中的逆勢增長，則是聯盟集體決心最為有力的量化證明。
這次會議，也因此成為了聯盟「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能力的生動體現。它不僅在規劃未來（如太空），更在從當下的危機中學習（如疫情對韌性的啟示），甚至從周邊的衝突中學習（如納卡戰爭對未來作戰的預示）。它表明，北約的適應性，並非僅僅是閉門造車式的理論研究，而是一個不斷吸收外部世界的經驗與教訓，並將其轉化為內部組織與能力變革的動態過程。
當各國國防部長們關閉他們的視訊鏡頭時，他們所共同確認的，是一種在動盪世界中尤為可貴的品質：戰略的連續性。儘管世界瞬息萬變，但聯盟的核心使命—威懾與防禦、危機管理與合作安全—依然恆定。在一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未來，北約正努力確保，無論威脅來自何方、以何種形式出現，這個跨大西洋的集體安全之錨，都將依然穩固。
資料來源：
NATO Allies reaffirm commitment to deterrence, resilience and fairer burden sharing at their virtual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789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