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15年6月24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延斯·史托騰伯格在為期兩天的國防部長會議結束後舉行新聞發布會，向世界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根本性地調整聯盟軍事態勢的重大決策。此次會議被視為對2014年威爾斯峰會所制定藍圖的關鍵性落實與深化，其核心在於將政治承諾轉化為具體、可信的軍事能力，以應對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嚴峻與複雜的安全環境。史托騰伯格秘書長概述了四項核心決議，共同構成了一幅北約戰略轉型的全景圖。首先，聯盟決定將「北約反應部隊」（NRF）的總兵力從原有的13,000人大幅擴充至40,000人，並全面強化其海、空及特種作戰部隊的能力，此舉旨在顯著提升聯盟的快速反應與危機處理潛力。其次，為配合軍事力量的提速，北約批准了旨在加快政治與軍事決策流程的改革，包括授予歐洲盟軍最高司令（SACEUR）在政治決策下達前，預先進行部隊警報、集結與整備的權力，並採納了全新的「預先計畫概念」，確保快速決策與詳細規劃的無縫銜接。第三，會議敲定了在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與羅馬尼亞等六個東翼盟國境內設立小型指揮部—「北約部隊整合單元」（NFIU）的最終設計與人員構成。這些前沿節點將作為聯盟快速增援力量的關鍵樞紐，並為後續在更多盟國設立類似機構敞開了大門。最後，為解決部隊與裝備在盟國領土內快速流動的後勤瓶頸，聯盟決定設立一個全新的常設「聯合後勤總部」。這些決策，連同美國國防部長艾希頓·卡特宣布的在歐洲預置美軍裝備與提供關鍵支援能力的承諾，共同繪製了一幅跨大西洋聯盟協力強化集體防衛的完整圖景。此次會議不僅是對俄羅斯在東翼持續施壓的直接回應，也涵蓋了對混合戰爭、核威懾姿態的評估，以及通過「防務能力建設倡議」穩定南方夥伴（如摩爾多瓦與伊拉克）的努力，全面體現了北約在後威爾斯時代，正以前所未有的決心與速度，重塑其威懾與防禦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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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布魯塞爾的轉捩點：一個聯盟的再覺醒
2015年6月24日的布魯塞爾，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歷史性的緊迫感。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為期兩天的國防部長會議落下帷幕，秘書長延斯·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走上講台，他接下來發表的言論，不僅僅是一份例行的會議總結，而是一份宣告北約自冷戰結束後最深刻、最迅速軍事轉型的行動綱領。這次會議的時間點極為關鍵，它位於2014年威爾斯峰會（Wales Summit）和即將到來的2016年華沙峰會（Warsaw Summit）之間，承擔著將前者制定的宏偉藍圖轉化為後者將要檢閱的堅實成果的歷史任務。史托騰伯格的講話，以一種沉穩而堅定的語氣，向世界清晰地傳達了一個訊息：在經歷了二十餘年相對和平的「假期」以及專注於阿富汗等區域外危機管理的時代後，北約正在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姿態，重返其創立之初的核心使命—集體防衛。
這場轉型的背後，是雙重危機的驅動。在聯盟的東翼，俄羅斯於2014年非法兼併克里米亞並持續干預烏克蘭東部，徹底打碎了歐洲後冷戰時代的安全秩序。俄羅斯的行為不僅是對國際法的公然挑戰，更以一種混合了常規軍事威脅、網路攻擊、資訊宣傳戰與能源脅迫的「混合戰爭」形態，讓東翼的盟國感受到了切實的生存威脅。而在聯盟的南翼，中東與北非的動盪，特別是伊斯蘭國（ISIL/DAESH）的崛起與擴張，催生了大規模的恐怖主義威脅與史無前例的難民危機，直接衝擊著歐洲的南部邊界。面對這兩個截然不同但同時存在的戰略挑戰，北約意識到，過去那種反應式、專案性的危機管理模式已然不足以應對，聯盟必須進行一次根本性的、體系化的態勢調整。
史托騰伯格在記者會上概述的四項核心決策，正是這次體系化調整的具體體現。它們環環相扣，從兵力規模、指揮速度、前沿部署到後勤支撐，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旨在打造一個更強大、更快速、更具韌性的北約。這不再是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一次深刻的結構性變革。將「北約反應部隊」擴充兩倍以上，是為了擁有足夠的「肌肉」；簡化決策流程並授予歐洲盟軍最高司令更大的預備權力，是為了讓「大腦」的反應速度跟上肌肉的動作；在東翼設立「北約部隊整合單元」，是為了將聯盟的「神經末梢」延伸至潛在衝突的最前線；而建立新的「聯合後勤總部」，則是為了確保輸送能量的「血液循環系統」能夠暢通無阻。
這場記者會，因此可以被視為北約從一個政治-軍事同盟，向一個高度整合的戰時機器的轉變宣言。它所傳遞的訊息，既是向聯盟內部成員國發出的團結與再保證（Reassurance），也是向潛在對手發出的清晰威懾（Deterrence）。史托騰伯（Jens Stoltenberg）在發言中謹慎地表示「我們不尋求對抗，也不想要一場新的軍備競賽」，但其宣布的每一項措施，都無可辯駁地指向一個事實：歐洲的戰略緩衝期已經結束，大國競爭與軍事威懾的邏輯，正以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重返歷史舞台。這次會議的決策，為即將在次年華沙峰會上宣布更為持久的「前進部署」（Enhanced Forward Presence）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標誌著北約歷史上一個新篇章的正式開啟。
新時代的利劍—從13,000到40,000的北約反應部隊
在史托騰伯格宣布的諸多重大決策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實質性軍事意義的，無疑是將「北約反應部隊」（NATO Response Force, NRF）的總兵力從先前的13,000人，大幅提升至最高可達40,000人的規模。這不僅僅是數字上的三倍增長，它代表著北約快速反應能力在質與量上的一次躍升，是聯盟應對新安全挑戰的核心軍事工具。
要理解這次擴編的深遠意涵，必須回溯NRF的發展歷程。NRF的概念誕生於2002年的布拉格峰會，其初衷是打造一支技術先進、反應靈活、可快速部署的多國部隊，以應對後冷戰時代多樣化的危機，從人道救援到反恐作戰。然而，在隨後的十幾年間，由於成員國投入意願不一、指揮結構複雜以及戰略重心長期偏向阿富汗戰場，NRF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完全實現其設計初衷，其規模和戰備水平也長期維持在一個相對有限的水平。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成為了徹底改變這一切的催化劑。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快速、隱蔽行動，凸顯了北約現有反應機制在速度和規模上的不足。聯盟 painfully 意識到，面對一個能夠在數日內動員數萬部隊並發動突襲的鄰國，一支僅有13,000人、且需要複雜政治程序才能啟動的部隊，其威懾力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2014年的威爾斯峰會作出了對NRF進行根本性改革的政治決定，而2015年6月的這次國防部長會議，則是將這一政治決定轉化為具體軍事規劃的關鍵一步。擴編至40,000人的NRF，是一個多層次、模組化的力量體系，其核心是全新的「高度戒備聯合特遣部隊」（Very High Readiness Joint Task Force, VJTF），也就是俗稱的「先鋒部隊」（Spearhead Force）。這支規模約5,000人的旅級部隊，被設計為聯盟反應最快的力量，其部分單位被要求能在48至72小時內完成部署準備。VJTF由各成員國以輪換的「框架國」模式主導，確保了責任分擔與能力的持續性。在記者會上，史托騰伯格提到由德國、荷蘭和挪威領導的臨時VJTF已經投入運作，並在波蘭的演習中亮相，而由西班牙主導的正式VJTF將於次年接替。這種具體的部署安排，展示了改革並非空談。
在VJTF之後，是規模更大的「初始後續部隊群」（Initial Follow-On Forces Group, IFFG），它們能在VJTF部署後數周內抵達，提供更為強大的增援力量。而整個40,000人的兵力池，則構成了更廣泛的NRF力量庫，可根據危機的規模與性質進行調用。史托騰伯格特別強調，此次強化不僅僅是陸軍的擴編，還包括其「空軍、海軍及特種作戰部隊組成部分」。這意味著，一支強化的NRF將配備更為充足的專屬空中支援力量（如戰鬥機、空中預警機、加油機）、一支能夠確保海上交通線安全並執行兩棲登陸任務的海上特遣隊，以及一支能夠執行滲透、偵察和反恐等高風險任務的特種作戰部隊。這些組成部分的同步強化，確保了NRF能夠作為一支真正的多領域、聯合作戰力量投入行動。
在此次會議上，美國國防部長艾希頓·卡特（Ash Carter）的宣布，為這支強化後的NRF注入了最為關鍵的催化劑。美國承諾為NRF提供關鍵的「支援能力」（enabler support），包括運輸機、空中加油、特種部隊以及至關重要的情報、監視與偵察（ISR）能力。同時，美國宣布將在東歐盟國預先部署（pre-positioning）重型武器裝備，如坦克、步兵戰車和火砲。這兩項舉措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首先，「支援能力」正是許多歐洲盟國最為欠缺的環節，美軍的投入極大地彌補了NRF在戰略機動性、持續作戰能力與態勢感知能力上的短板。其次，裝備的預置，意味著在危機爆發時，美軍士兵可以迅速飛抵歐洲，直接與預置裝備結合形成戰鬥力，從而將部隊的部署時間從數周縮短至數日。史托騰伯格將美國的承諾與歐洲盟國的廣泛貢獻相結合，稱之為「一幅真正的跨大西洋努力的完整圖景」。這不僅是軍事層面的合作，更是政治層面的團結宣示，向外界表明，在應對歐洲安全威脅時，北美與歐洲的命運依舊緊密相連。從13,000到40,000的躍升，因此不僅僅是兵力的增加，它象徵著北約快速反應哲學的根本性變革—從一支小規模的危機管理部隊，轉變為一支隨時準備應對高強度衝突、具備強大威懾力的戰略利劍。
時間的競賽—決策機制的革新與預先計畫
如果說將北約反應部隊（NRF）的規模擴充至四萬人是為了強化聯盟的「肌肉」，那麼2015年6月國防部長會議上批准的第二項關鍵決策—加速政治與軍事決策流程—則是為了讓聯盟的「神經系統」變得同樣敏捷與強大。在現代戰爭中，特別是面對能夠利用模糊地帶發動突襲的對手，反應時間的長短往往直接決定了危機的走向。北約的領導層深刻認識到，即便擁有一支世界上最強大的快速反應部隊，如果因為繁瑣的政治協商程序而錯失部署的黃金窗口，那麼這支部隊的價值也將大打折扣。
此次改革的核心，是授予歐洲盟軍最高司令（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Europe, SACEUR）更大的自主權。根據新的授權，SACEUR將有權在危機初露端倪、但最高政治決策機構「北大西洋理事會」（North Atlantic Council, NAC）尚未正式下達部署命令之前，就先行採取一系列準備措施，包括向指定部隊發出「警報」（alert）、命令其向預定地點「集結」（stage），並進行全面的出動「整備」（prepare）。這項改革的意義極為重大。在過去，北約的軍事行動嚴格遵循「政治決策先於軍事準備」的原則，SACEUR必須等待全部28個成員國在NAC達成共識後，才能開始調動部隊。這一過程可能需要數日甚至更長時間，對於瞬息萬變的危機局勢而言，無疑是致命的延遲。新的授權，相當於在政治決策與軍事準備之間建立了一條「綠色通道」，它將軍事層面的技術性準備工作與最終是否出兵的政治性決定進行了有效分離。這使得北約的軍事指揮官能夠在政治家們仍在進行辯論和磋商的同時，就搶先啟動部隊的動員程序，從而將寶貴的反應時間從數日壓縮至數小時。這確保了「一旦政治決"Once the political decision is made"」，部隊就能夠「be ready to go」。
與這項授權相輔相成的，是會議批准的「全新預先計畫概念」（a new concept of advance planning）。史托騰伯格在記者會問答環節中，將其稱為「畢業響應計畫」（Graduated Response Plans, GRPs）。這標誌著北約作戰計畫哲學的一次根本性回歸。在冷戰期間，北約曾為應對蘇聯的潛在入侵，制定了極為詳盡的作戰計畫，精確到每一個師、每一個旅的防禦陣地和反擊路線。然而，冷戰結束後，隨著威脅的模糊化和多樣化，這種針對特定對手的詳細預案在很大程度上被更具靈活性的通用危機應對框架所取代。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再次證明，面對一個具備明確意圖和強大軍事實力的國家級對手，僅有通用的框架是遠遠不夠的。
新的預先計畫概念，正是為了彌補這一缺陷。GRPs是針對特定地理區域（尤其是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等東翼前沿國家）和特定威脅情境，預先制定的一系列詳盡、可執行的作戰方案。這些方案不再是抽象的指導原則，而是包含了具體的部隊部署位置、後勤補給路線、指揮關係劃分、交戰規則設定等高度技術性的細節。它們的存在，意味著在危機爆發時，軍事指揮官無需從零開始制定計畫，而是可以直接從檔案櫃中取出相應的預案，並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微調後立即執行。史托騰伯格將「詳細的預先計畫」與「快速的決策」稱為「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這一比喻精準地道出了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正是因為有了預先的詳盡規劃，政治領導人才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基於清晰的選項和對後果的充分評估，做出果斷的決策。這套全新的決策與規劃機制，共同構成了北約「大腦」提速的核心，其目標只有一個：在與潛在對手的時間競賽中，永遠領先一步。
東翼的基石—前沿部署與後勤革命
如果說強化的北約反應部隊（NRF）和加速的決策機制分別是聯盟的新「利劍」與「大腦」，那麼2015年6月國防部長會議上敲定的第三和第四項決策—在東翼設立「北約部隊整合單元」（NATO Force Integration Units, NFIUs）並建立一個新的「聯合後勤總部」—則共同構成了支撐這一切的堅實「基石」。這兩項舉措，旨在解決北約在歐洲東翼面臨的兩大根本性挑戰：前沿存在的缺失與快速增援的後勤瓶頸。
首先，會議最終敲定了在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和羅馬尼亞等六個東翼盟國境內設立NFIU的具體設計與構成。根據史托騰伯格的介紹，每個NFIU將由約40名多國軍官組成，它們雖然規模小，但戰略意義卻極其重大。NFIU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作戰基地，而是一個集指揮、管制、聯絡、規劃於一體的前沿神經中樞。其核心職能有三：第一，作為NRF（特別是其先鋒部隊VJTF）的先遣接收站。NFIU的常駐人員將負責勘察當地的基礎設施（港口、機場、鐵路、公路），協調與東道國部隊的對接，為後續大部隊的迅速進駐掃清障礙。第二，支援集體防衛規劃。NFIU將作為北約與東道國國防部之間的「重要連結」，確保聯盟的總體防衛計畫能夠與東道國的國家防衛計畫緊密結合。第三，協助協調多國訓練與演習。通過常態化地組織演習，NFIU不僅能幫助盟軍部隊熟悉當地的作戰環境，更能實質性地提升聯盟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感。
NFIU的設立，在政治層面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自1997年簽署《北約-俄羅斯基本法案》以來，北約長期奉行不在新成員國境內「永久性部署大量作戰部隊」的自我約束。然而，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被北約普遍認為已撕毀了該法案所依據的安全環境。NFIU的建立，是北約在不違反法案字面規定的前提下，實現「持久性存在」（persistent presence）的一種創新方式。這支小規模、多國籍的常駐力量，既是向東翼盟國提供的實質性安全保證，也是向俄羅斯劃下的一道清晰「絆索」（tripwire）—任何對這些國家的侵犯，都將立即意味著與整個北約的直接衝突。史托騰伯格還透露，多個其他盟國也已表示願意接納NFIU，預示著這一前沿部署網絡未來可能進一步擴大。
然而，僅有前沿節點和快速反應部隊還不夠，如果無法將部隊和裝備及時、高效地投送到需要它們的地方，一切都將是紙上談兵。這正是會議決定設立一個新的常設「聯合後勤總部」（Joint Logistics Headquarters）的根本原因。冷戰結束後，隨著歐洲內部邊界的消融和軍事威脅的減退，北約的後勤體系逐漸萎縮。部隊和裝備跨國流動面臨著巨大的障礙，從各國不同的鐵路軌距、橋樑承重標準，到繁瑣的邊境清關程序和外交許可申請，都極大地遲滯了軍事部署的速度。一個廣為流傳的例子是，在和平時期，一個美軍坦克旅從波蘭調動到德國，可能需要數周的外交文書工作。
新的聯合後勤總部，其使命正是要打通這些「動脈堵塞」。它將負責協調整個聯盟範圍內的運輸資產，規劃跨國軍事流動的路線，並與各成員國政府協商，建立一個簡化、高效的「軍事申根區」，確保在危機時期，軍事單位能夠像平民和貨物一樣在盟國領土內自由、快速地通行。這是一場深刻的「後勤革命」，其重要性不亞於任何武器系統的升級。因為它直接關係到北約能否將其紙面上的軍事潛力，轉化為在地理空間上可投送的實際力量。NFIU與聯合後勤總部這兩項看似不起眼的制度性建設，共同構成了北約新威懾態勢的基礎設施，確保了聯盟的「利劍」不僅鋒利，更能被及時、有力地揮出。
核陰影與混合戰：應對無形的威脅
在2015年6月的國防部長會議上，除了宣布一系列具體的部隊和結構調整外，北約還花費了大量時間來應對兩種更為無形、但同樣致命的威脅：俄羅斯日益咄咄逼人的核言論，以及「混合戰爭」所帶來的全新挑戰。這表明聯盟的戰略調整不僅僅局限於傳統的軍事領域，更延伸到了威懾心理學和非對稱衝突的前沿。
記者會的問答環節中，史托騰伯格被直接問及如何看待俄羅斯的核威脅。他謹慎而嚴肅地回應，北約正在「仔細評估俄羅斯的核活動，包括其核言論」。這一回應的背景，是自2014年烏克蘭危機以來，俄羅斯高層官員和官方媒體頻繁地、或明或暗地提及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將其作為一種脅迫鄰國、威懾北約的工具。這種「核叫囂」（nuclear sabre-rattling）的行為，打破了冷戰結束後大國之間長期存在的核禁忌，給歐洲安全帶來了極大的不穩定性。史托騰伯格將俄羅斯的核活動—包括投資研發新的核能力和舉行大規模核演習—置於「一個更具侵略性的俄羅斯的更廣泛圖景」之中。他強調，北約的應對方式是「審慎、負責任的」，聯盟增加常規部隊的戰備水平，本身就是對這種不負責任言論的回應。這背後的邏輯是，通過強化常規威懾，提升衝突的門檻，從而降低任何一方訴諸核武器的可能性。北約不尋求與俄羅斯進行核軍備競賽，但它必須確保自身的核威懾力量（主要由美國、英國和法國提供）是可信的，同時讓俄羅斯清楚地認識到，任何形式的核威脅都是完全不可接受且極其危險的。
與核威脅同樣棘手的，是「混合戰爭」的挑戰。史托騰伯格明確表示，聯盟正在「發展如何應對混合威脅」，並將「與歐盟密切合作」。混合戰爭並非一個全新的概念，但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的實踐，使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複雜性與規模。它將常規軍事行動（儘管常常是偽裝的）、特種部隊滲透、大規模的網路攻擊、精心策劃的資訊宣傳戰、經濟與能源脅迫，以及對目標國家內部政治、社會矛盾的煽動等多種手段無縫地結合在一起。這種戰爭形態的危險之處在於，它模糊了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界限，常常在對手意識到自己受到攻擊之前，就已經達成了關鍵的戰略目標。
這種新現實的「混合戰爭」從根本上挑戰了聯盟傳統的威脅感知—一種將和平、危機與戰爭清晰區分的思維，這種思維定義了其數十年的規劃—迫使其面對一種持續的、低強度的衝突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第一槍不是由坦克打響的，而是由推特和網路入侵發出的。對北約這樣一個由28個主權國家組成的、決策基於共識的組織而言，應對混合戰爭尤其困難。因為在攻擊的初期階段，很難確定攻擊的來源、性質以及其是否達到了觸發《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集體防衛條款的門檻。因此，北約的應對策略也必須是「混合」的。這包括加強情報共享，以更早地識別混合攻擊的跡象；發展網路防禦與反擊能力；建立戰略傳播部門，以對抗敵對的資訊宣傳；以及加強成員國自身的社會韌性，使其不易受到外部勢力的分化與操縱。與歐盟的合作在此領域至關重要，因為歐盟在經濟、執法、邊境管理等非軍事領域擁有北約所不具備的工具與權限。應對核威脅與混合戰爭，是北約在21世紀面臨的兩大智力挑戰，它們要求聯盟不僅要擁有強大的軍事硬體，更要有敏銳的戰略洞察力與靈活的應對機制。
鞏固外圍與分擔重負：夥伴關係與國防投資
在全力應對來自東翼和南翼直接威脅的同時，2015年6月的北約國防部長會議同樣強調了兩項對於聯盟長期健康至關重要的內部與外部議題：通過「防務能力建設倡議」（Defence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穩定周邊夥伴國家，以及敦促盟國履行其在威爾斯峰會上做出的增加國防開支的承諾。這兩項議題看似不如擴軍和部署那樣引人注目，卻是維繫聯盟戰略縱深和內部凝聚力的關鍵所在。
會議正式批准了一項針對摩爾多瓦的防務能力建設援助計畫，並表示期待盡快敲定對伊拉克的類似支持。這一倡議是北約在威爾斯峰會上推出的新工具，其核心理念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面對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北約認識到直接的軍事干預往往成本高昂且後果難料，一個更具可持續性的方法是幫助夥伴國家建立起自主防衛的能力，從而讓它們成為安全的「輸出者」而非「消費者」。
對摩爾多瓦的援助計畫具有高度的針對性。摩爾多瓦長期面臨著其東部分裂地區「德涅斯特河沿岸」由俄羅斯駐軍支持的分離主義勢力，國家主權和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北約的援助計畫，旨在通過提供訓練、教育和顧問支持，幫助摩爾多瓦改革其國家安全架構，並使其軍隊現代化。這不僅有助於增強摩爾多瓦自身的抵抗能力，也是北約向俄羅斯發出的一個政治信號，表明聯盟關切其東部夥伴國的安全與主權獨立。同樣，對伊拉克的援助計畫，則是在伊斯蘭國肆虐的背景下，幫助伊拉克政府重建其在2014年崩潰的軍隊和國防機構。通過在制度層面提供幫助，北約的努力與美國領導的「全球聯盟」在戰術層面的軍事打擊形成了互補。這些夥伴關係的建立，旨在北約的周邊形成一個穩定的緩衝帶，從源頭上預防和管理危機，避免其外溢至盟國領土。
然而，所有這些雄心勃勃的外部行動與內部改革，都建立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之上：充足且可持續的國防投資。這正是長期以來困擾聯盟的「負擔分擔」（burden-sharing）問題。冷戰結束後，絕大多數歐洲盟國大幅削減國防開支，長期依賴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讓歐洲國家猛然意識到和平並非理所當然。為此，在威爾斯峰會上，所有盟國共同做出了「國防投資承諾」（Defence Investment Pledge），承諾在未來十年內，停止削減國防預算，並逐步將國防開支提升至佔本國國內生產總值（GDP）2%的水平。
在這次國防部長會議上，史托騰伯格對該承諾的落實進展進行了評估，他的評價是「喜憂參半」（mixed）。他承認「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強調「我們需要看到更多」。事實上，在2015年，僅有少數幾個盟國（如美國、英國、希臘、愛沙尼亞和波蘭）達到了2%的標準。許多歐洲大國，如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其國防開支仍遠低於此目標。記者會上關於希臘的問題，更凸顯了問題的複雜性。當時正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希臘，雖然其國防開支佔GDP比重超過2%，但面臨著國際債權人要求其大幅削減包括軍事開支在內的政府預算的巨大壓力。史托騰伯格對此的回應，是期望所有盟國都能履行承諾，低於2%的國家應朝此目標邁進，而高於2%的國家應保持在該水平之上。這番表態，反映了聯盟在推動成員國增加軍費時所面臨的巨大政治與經濟阻力。然而，北約領導層也清楚，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資金投入，所有關於擴軍、部署和現代化的宏偉計畫，都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持續不斷地就國防開支問題向各國施壓，成為了秘書長和聯盟軍事領導人的一項核心日常工作。
華沙之路的奠基
2015年6月24日的北約國防部長會議及其後的新聞發布會，在聯盟的編年史中，標誌著一個決定性的時刻。它不是一次創造新概念的峰會，而是一次將概念轉化為鋼鐵與意志的實務會議。秘書長史托騰伯格宣布的每一項決策—從將快速反應部隊的規模擴充至三倍，到授予軍事指揮官前所未有的準備權力，再到在東翼領土上建立永久性的前沿指揮節點—都深刻地證明，北約已經徹底告別了後冷戰時代的戰略迷茫，以一種罕見的團結與決心，直面21世紀嚴峻的安全現實。
這次會議的成果，可以被視為一塊堅實的基石，為即將在2016年7月舉行的華沙峰會鋪平了道路。正是在布魯塞爾敲定的這些基礎性改革之上，華沙峰會才能夠更進一步，宣布在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輪換部署四個多國戰鬥群的「強化前進部署」（Enhanced Forward Presence, eFP）。沒有NRF的擴編，eFP的增援承諾將是空洞的；沒有NFIU的建立，eFP的快速部署將是困難的；沒有決策機制的簡化，eTP在危機中的啟動將是遲緩的。因此，2015年6月的這次會議，是整個北約東翼威懾與防禦態勢重建過程中，承上啟下的關鍵一環。
史托騰伯格在記者會結尾處重申了北約的雙軌政策：「我們必須強大，但我們對話持開放態度……強大是與俄羅斯進行對話的先決條件。」這句話精準地概括了聯盟在新時代的戰略哲學。此次會議上宣布的所有強化軍事態勢的舉措，其最終目的並非為了尋求戰爭，而是為了阻止戰爭。通過展示可信的、強大的集體防衛能力，北約旨在消除任何潛在對手可能產生的誤判，從而為外交解決爭端創造一個穩固的基礎。
當歷史學家回望北約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轉型歷程時，2015年6月24日這一天，將會被銘記為聯盟從沉睡中被喚醒後，真正開始鍛造其新時代鎧甲與利劍的一天。這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一場意志與資源的較量。布魯斯爾的決策，確保了當未來危機來臨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將不再措手不及。
資料來源：
Press conference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following the meeting of NATO Defence Ministers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209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