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20年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於日內瓦總部發布了一項足以載入史冊的評估，正式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全球疫情，定性為一場「全球大流行」（pandemic）。這項宣告由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親自發布，其背後的數據描繪了一幅極其黯淡的全球圖景：在短短兩週時間內，中國境外的確診病例總數猛增了13倍，遭受病毒侵襲的國家數量也擴大了三倍。截至宣告當日，病毒已蔓延至全球114個國家，感染了超過118,000人，並奪走了4,291條生命，另有成千上萬的重症患者正在各地醫院中為生存而掙扎。譚德塞在發言中坦率地表示，世界衛生組織不僅對病毒傳播與其嚴重程度的驚人水平深感憂慮，更對全球範圍內「驚人的不作為水平」（alarming levels of inaction）感到憂心忡忡。這項宣告的發布，不僅是對病毒已在全球立足這一事實的官方確認，更是一次毫不含糊的政治喊話，旨在向那些仍在觀望、猶豫、甚至輕忽疫情的國家政府發出最緊急、最響亮的警報。它標誌著全球抗疫策略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從理論上的圍堵階段，被迫轉向更為艱鉅的減災與應對階段，並將全球所有國家都置於一場無法迴避的共同考驗面前。
然而，在宣告這一沉重消息的同時，譚德塞的講話中貫穿著一種複雜而關鍵的辯證思維，試圖在承認危機嚴重性的同時，極力避免世界陷入宿命論的恐慌或絕望。他反覆強調，「大流行」並非一個可以輕率使用的詞彙，它可能引發不必要的恐懼，或導致一種認為抗爭已經結束的錯誤接受，進而造成更多本可避免的痛苦與死亡。因此，他明確指出，將局勢定性為「大流行」並不會改變WHO對病毒威脅的根本評估，更不應成為各國放棄積極干預的藉口。在此基礎上，譚德塞提出了一個極具深意的核心論點：這是歷史上首次由冠狀病毒引發的全球大流行，但與此同時，這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可以被控制的」全球大流行。這一判斷並非空洞的安慰，而是基於當時存在的具體證據。他指出，當時全球超過九成的病例高度集中在中國、韓國、義大利與伊朗四個國家，而最早爆發疫情的中國與採取了大規模快速應對的韓國，其疫情曲線都已出現了顯著的下降趨勢。這兩個亞洲國家的經驗，成為了支撐其「可控論」的關鍵支柱，向世界證明了即便病毒已進入社區傳播階段，但只要採取快速、果斷且全面的公共衛生干預措施，其傳播鏈條依然能夠被有效打斷。
最終，這場歷史性的宣告，將其所有重點都導向了一系列清晰、具體且極度迫切的行動呼籲上，意圖將全球的注意力從「大流行」這個標籤，轉移到更具建設性的實際工作中。譚德塞將WHO的應對策略框架，總結為四個關鍵領域：準備與就緒（Prepare and be ready）；檢測、保護與治療（Detect, protect and treat）；減少傳播（Reduce transmission）；以及創新與學習（Innovate and learn）。他以近乎命令的口吻，敦促所有國家必須立即啟動並擴大其國家級的緊急應對機制；必須以清晰、透明的方式與民眾溝通病毒的風險及自我防護措施；必須竭盡全力地去發現、隔離、檢測和治療每一個確診病例，並追蹤其所有的密切接觸者。他更警告各國，必須為醫院可能出現的病患激增做好準備，並優先保護和培訓一線的醫護人員。在演說的結尾，譚德塞刻意淡化了「大流行」一詞的衝擊，轉而提出了五個他認為更為重要且更具行動性的詞彙：「預防」（Prevention）、「準備」（Preparedness）、「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政治領導力」（Political leadership），以及最重要的—「人民」（People）。這份宣告的真正意涵，不僅僅是對一場全球衛生災難的官方確認，更是一份對全球團結、政治決心與公民責任的終極動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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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2020年3月11日，瑞士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總部的記者會現場，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歷史性的沉重。當秘書長譚德塞・阿達諾姆・格布雷耶穌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站上講台，宣布將COVID-19的疫情正式定性為一場「全球大流行」（pandemic）時，這個盤旋在世人心頭數週的詞彙，終於從媒體的猜測與公眾的焦慮，轉變為一個不容辯駁的官方結論。這不僅僅是一次公共衛生術語的更新，它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轉折點，象徵著人類社會與一個前所未見的冠狀病毒之間的鬥爭，自此進入了一個更加廣泛、更加深刻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全新階段。這項宣告的背後，是病毒在全球範圍內失控蔓延的殘酷現實，更是對此前數週全球應對遲緩、步調不一的一種無聲卻有力的鞭策。
一個詞彙的重量：宣告背後的審慎與決絕
自從2020年初，疫情在義大利北部、伊朗、韓國等地呈現爆發式增長以來，國際社會關於「全球大流行」的討論便從未停歇。許多流行病學家認為，從病毒傳播的廣度與持續性來看，疫情早已符合「大流行」的標準。然而，世界衛生組織在正式使用這個詞彙時，卻表現出極大的審慎與克制。這種謹慎其來有自。「大流行」一詞在公共衛生領域之外，承載著巨大的心理與社會意涵。它不僅僅意味著一種疾病的廣泛傳播，更常常與失序、恐慌、經濟崩潰等負面想像聯繫在一起。WHO的官員們深知，一旦這個詞彙被正式啟用，很可能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市場動盪、供應鏈中斷、以及針對特定國家或族群的歧視行為。
更深層的擔憂在於，這個詞彙可能導致一種危險的宿命論。一旦各國政府與民眾認定疫情已無法被圍堵（containment），便可能放棄積極的公共衛生干預措施，轉而採取消極的減災（mitigation）策略，甚至走向「群體免疫」這類在當時被認為是極其危險的路徑。這種放棄抵抗的心態，將直接導致更多本可避免的感染與死亡。因此，譚德塞在宣告的當下，竭盡全力地進行話語的平衡。他反覆強調，使用「大流行」一詞，並非要製造恐懼，也並非宣告戰鬥已經結束。恰恰相反，它意在拉響最嘹亮的警報，敦促所有國家採取「緊急且積極的行動」（urgent and aggressive action）。這份宣告的真正目的，是要終結所有形式的猶豫與僥倖，迫使全球的政治領袖們正視眼前這場波及每一個角落的共同危機。
史無前例的悖論：一場可以被控制的全球災難
在整場發布會中，最具深意且最核心的論述，莫過於譚德塞提出的那個關鍵悖論：「這是歷史上第一場由冠狀病毒引起的大流行，但同時，這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可以被控制的大流行。」這句話，精準地捕捉到了COVID-19疫情的獨特性質，並為處於迷茫中的世界，指明了一條充滿挑戰但也並非絕無希望的前進道路。
這一論斷的信心，主要來自於亞洲的經驗。譚德塞指出，當時全球超過九成的病例，高度集中在中國、韓國、義大利與伊朗四國。其中，作為疫情最早爆發地的中國，在付出了巨大社會代價、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嚴格封鎖措施後，其新增病例數量已從高峰期的數千例，下降至宣告當日的兩位數。另一個更具參考意義的範例是韓國。面對大邱新天地教會引發的超級傳播事件，韓國政府並未採取全面封城的策略，而是迅速啟動了其稱之為「檢測、追蹤、治療」（Test, Trace, Treat）的模式。透過大規模、快速的核酸檢測，結合嚴密的接觸者追蹤系統與透明的訊息公開，韓國在短時間內成功地拉平了疫情曲線，其經驗向世界證明了，即便在民主社會中，即便不採取最極端的物理隔離措施，只要公共衛生體系能夠高效運轉，社區傳播依然是可以被有效抑制的。
這兩個案例—儘管其採取的具體路徑與付出的代價截然不同—共同構成了一個強有力的證據，支撐著WHO的「可控論」。它們向世界表明，面對這個全新的病毒，人類並非束手無策。國家的命運，並非由病毒單方面決定，而是取決於政府與社會所做出的反應與選擇。譚德塞藉此向所有國家傳達了一個明確的訊息：放棄抵抗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勝利的先例已經存在。每一個國家，無論其疫情發展到何種階段，都依然可以透過積極的行動，來「改變這場大流行的軌跡」。
全球總體檢：能力、資源與決心的三重赤字
然而，儘管控制疫情的理論路徑清晰可見，但全球各國的現實準備狀況卻令人憂心。譚德塞在講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阻礙全球有效應對的三大核心挑戰，他將其歸結為三個層面的「掙扎」與匱乏，這無異於對全球公共衛生體系與國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審查。
首先是「缺乏能力」（lack of capacity）。這指的是一個國家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的硬實力。這包括了每萬人口擁有的醫院床位數、加護病房（ICU）的容量、呼吸機等關鍵醫療設備的儲備，以及受過專業訓練的流行病學家、醫生、護士和社區衛生工作者的數量。在疫情爆發前，長期的和平與對公共衛生投資的忽視，使得許多已開發國家的醫療系統都處於一種精打細算的「平戰轉換」能力不足狀態。宣告發布之時，義大利倫巴底大區的醫療系統已然瀕臨崩潰，醫院走廊塞滿了病床，醫生們被迫在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做出放棄部分重症患者的殘酷抉擇。這一幕，成為了對全世界醫療能力不足的最沉痛警告。
其次是「缺乏資源」（lack of resources）。這主要體現在防疫物資的全球供應鏈危機上。隨著疫情的蔓延，口罩、防護衣、護目鏡等個人防護裝備（PPE），以及核酸檢測試劑和相關化學品，瞬間從普通的醫療消耗品，變成了各國爭相搶奪的戰略物資。全球化的供應鏈在突如其來的需求衝擊下應聲斷裂，各國紛紛祭出出口禁令，以鄰為壑的「口罩戰爭」開始上演。在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初期分發的檢測試劑盒存在瑕疵，嚴重拖延了早期檢測的黃金窗口期，使得病毒得以在社區中悄無聲息地蔓延。
最後，也是最為致命的，是「缺乏決心」（lack of resolve）。這是指政治領導層在面對危機時的猶豫不決與決策失誤。在許多西方民主國家，政府領導人對於是否應該採取關閉學校、限制集會、乃至封城等會嚴重衝擊經濟與個人自由的激烈措施，表現出極大的猶豫。他們試圖在保護公眾健康與維持經濟社會正常運轉之間，尋求一種「微妙的平衡」。然而，面對指數級增長的病毒，任何的延遲都意味著機會成本的急劇增加。在英國、美國、巴西等國，領導人在疫情初期甚至公開淡化病毒的威脅，將其與季節性流感相提並論，這種言論極大地麻痺了公眾的警覺性，也為日後更大規模的爆發埋下了禍根。WHO的宣告，正是要用「大流行」這一不容辯駁的定性，來斬斷這種政治上的猶豫，迫使所有領導人做出艱難但必要的抉擇。
警鐘已響，路在何方？
最終，2020年3月11日的這場宣告，並非為全球抗疫之路畫上句點，而是為其揭開了最沉重的一頁序幕。它標誌著「否認期」的結束，全球再也無法假裝這只是一場發生在遠方的、區域性的公共衛生事件。譚德塞在演說的結尾，刻意將焦點從「大流行」這個令人不安的詞彙，轉移到五個更具建設性與指導意義的詞語上：「預防」、「準備」、「公共衛生」、「政治領導力」以及「人民」。
這五個詞，共同構成了WHO為世界開出的應對良方。它強調了從個體行為的改變，到國家機器的全面動員；從專業的公共衛生干預，到最高層級的政治決斷力。它提醒世界，這場危機不僅僅是醫護人員與病毒之間的戰鬥，而是一場需要社會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個體都參與其中的總體戰。警鐘已經響起，其聲響徹雲霄，清晰可聞。從那一刻起，歷史的走向，不再僅僅由病毒的生物學特性決定，更將由人類社會的集體智慧、團結程度與行動的決心所塑造。
資料來源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VID-19 - 11 March 2020
https://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11-march-2020
Reuters: WHO says coronavirus crisis is a 'controllable pandemic'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who-idUSKBN20Z2IG
The Guardian: Stock markets plunge around world as WHO declares coronavirus a pandemic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0/mar/11/stock-markets-plunge-around-world-as-who-declares-coronavirus-a-pandemic
STAT: South Korea’s coronavirus response is a model for the world. But it wasn’t easy, or simple
https://www.statnews.com/2020/03/17/south-korea-coronavirus-response-model-for-world/
BBC News: Coronavirus: Italy's Bergamo hospital is 'like a war zone'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1901897
The New York Times: W.H.O. Declares Coronavirus a Pandemic, Citing ‘Alarming Levels of Inaction’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1/world/europe/coronavirus-pandemic-who.html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Medicine: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data as of March 2020)
https://coronavirus.jhu.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