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15年1月26日，非洲聯盟（AU）發布了一份關於其應對西非伊波拉（Ebola）疫情的概況報告，系統性地梳理了該組織自疫情爆發以來所採取的空前行動。這份報告不僅僅是一份工作總結，它更是一份歷史性的見證，記錄了一個大陸性組織在面對其「自1976年首次爆發以來所經歷過的最嚴重」的公共衛生災難時，如何從初期的摸索應對，逐步發展為一場涵蓋政治、軍事、民間與外交等多個層面的、史上最大規模的泛非人道主義動員。這場始於2013年12月在幾內亞首次報告的疫情，不僅奪走了數千人的生命，摧毀了賴比瑞亞、獅子山與幾內亞三國本就脆弱的衛生體系與社會經濟結構，更對整個非洲大陸的穩定與一體化進程，構成了一次嚴峻的壓力測試。非洲聯盟的回應，特別是其領導的「支援西非伊波拉疫情特派團」（ASEOWA），成為了其實踐「非洲問題由非洲人解決」理念的一次最深刻、最艱難的試煉。
根據報告，非洲聯盟的應對行動是一場多線並進的複雜戰役。在政治層面，非盟早在2014年4月便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安哥拉羅安達聯合召開了非洲衛生部長會議，發出了初步的援助呼籲。然而，隨著疫情的急劇惡化，非盟意識到這已不僅僅是一場公共衛生事件。2014年8月19日，其和平與安全理事會（PSC）在其第450次會議上做出一項里程碑式的決定：授權立即部署一支由非盟領導的「軍民人道主義特派團」（AU-led Military-Civil Humanitarian Mission）。這項決議，是將伊波拉疫情正式定義為對區域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的關鍵一步，它為動員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更廣泛資源以確保特派團的效力與安全，提供了法理依據。在行動層面，ASEOWA特派團應運而生，其行動構想（CONOPs）計畫在六個月內，以輪換方式在疫區部署多達一千名衛生工作者。截至2015年1月10日，來自布隆迪、剛果民主共和國、衣索比亞、肯亞、奈及利亞、烏干達等十餘個非洲國家的720名醫護人員，已經在非盟的旗幟下，被部署到了幾內亞、賴比瑞亞與獅子山的前線。
除了直接的人力部署，非洲聯盟的動員還體現在資源籌集與制度建設的長遠佈局上。報告詳述了非盟從其「非洲乾旱與饑荒特別緊急援助基金」等內部機制中撥款，乃至其員工自發捐款的行動。更具開創性的是，非盟首次與非洲私營部門合作，在2014年11月的一次商業圓桌會議上，為抗擊伊波拉籌集了三千二百萬美元。此外，一場名為「非洲對抗伊波拉」（AfricaAgainstEbola）的簡訊捐款運動，也在超過四十個非洲國家展開。然而，這場危機最為深遠的影響，或許在於它以一種慘痛的方式，暴露了非洲大陸在疾病監測與應對能力上的結構性短板。為此，非盟執行理事會做出決議，要求委員會「採取一切必要步驟，加速建立非洲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ACDCP）」。這項在危機中催生的決策，旨在為非洲建立一個永久性的、能夠及時有效地應對所有衛生緊急情況的早期預警與協調中樞。因此，這份報告所記錄的，不僅是一場對抗致命病毒的戰鬥，更是一個大陸在經歷浴火試煉後，試圖將慘痛的教訓轉化為持久制度遺產的艱難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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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無聲的敵人，大陸的警鐘
2013年12月，在西非國家幾內亞一個偏遠的村莊，一場後來被證實為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悄然開始。在最初的幾個月裡，這個無聲的敵人，在醫療資源極度匱乏、公眾認知幾乎為零的環境中，迅速地蔓延。當國際社會在2014年初春才遲緩地意識到這場危機的嚴重性時，它已經演變為一場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災難。非洲聯盟（AU）在其日後的文件中，將其定性為「自1976年首次爆發以來所經歷過的最嚴重的」伊波拉疫情。
這場疫情不僅是一場醫學上的悲劇，它更像一面殘酷的鏡子，映照出受災國家乃至整個非洲大陸在面對現代化危機時的脆弱性。它迅速摧毀了賴比瑞亞、獅子山與幾內亞本就捉襟見肘的衛生系統，導致社會秩序瀕臨崩潰。更廣泛地看，它透過引發大規模的恐慌、導致邊界關閉與航班中斷，嚴重威脅了非洲大陸近年來引以為傲的區域一體化與經濟增長進程。
在這種背景下，非洲聯盟的應對，不僅僅是一次人道主義救援行動，它更被賦予了深層的政治意涵。這是一次對其自身制度能力、協調能力與政治決心的全面檢驗，也是對其長期倡導的「泛非主義」與「非洲問題由非洲人解決」理念的一次最嚴苛的實戰考核。
從衛生議題到安全威脅—非盟的反應升級
非洲聯盟的應對，經歷了一個從常規到緊急、從單一部門到跨部門協調的逐步升級過程。
初期的警覺與呼籲
根據非盟的記錄，其對伊波拉的正式反應始於2014年4月。當時，非盟委員會與世界衛生組織在安哥拉首都羅安達，聯合召開了第一屆非洲衛生部長會議。會議發布了一份措辭強硬的公報，並呼籲有應對伊波拉經驗的成員國向疫區提供援助。這項呼籲得到了一些國家的積極響應，部分成員國派遣了專家前往受災國家。
然而，到了2014年中期，疫情的擴散速度與致死率，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公共衛生應對框架所能承受的極限。醫療設施不堪重負，醫護人員大量感染，社會恐慌蔓延，國家治理能力面臨瓦解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非洲聯盟內部的認知發生了關鍵性的轉變：伊波拉，已不再僅僅是一個衛生問題，它已經演變成一個嚴峻的和平與安全威脅。
里程碑式的決議—和平與安全理事會的介入
2014年8月19日，非洲聯盟和平與安全理事會（PSC）在阿迪斯阿貝巴舉行了其第450次會議。這次會議，成為非盟應對策略的轉捩點。理事會做出兩項關鍵決議：
授權部署一支由非盟領導的軍民人道主義特派團，根據任務需要，可包含醫生、護士等醫療人員以及軍事人員，以確保特派團的有效性與安全。
要求非盟委員會立即著手制定特派團的「行動構想」（Concept of Operations），包括其後勤、財務等相關細節。
將一場流行病疫情定義為需要「軍民」力量介入的安全威脅，是非盟的一次重大觀念突破。這承認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一個國家機器瀕臨癱瘓的「失敗國家」環境中，純粹的民間醫療援助隊伍，在後勤保障、物資運輸、安全保衛乃至指揮協調方面，都面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引入軍事人員與其後勤體系，旨在為大規模的醫療干預行動，提供一個穩定、高效、安全的運作平台。
ASEOWA—泛非團結的實踐
在和平與安全理事會的授權下，「非洲聯盟支援西非伊波拉疫情特派團」（African Union Support to Ebola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ASEOWA）迅速組建。
特派團的構建與部署
ASEOWA由非盟社會事務專員穆斯塔法·西迪基·卡洛科博士（Dr. Mustapha Sidiki Kaloko）領導其戰略工作隊，並任命具有應對伊波拉經驗的朱利葉斯·奧克塔博士（Dr. Julius Oketta）為特派團團長。其行動構想計畫在六個月內（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以輪換方式在疫區部署多達一千名衛生工作者。
部署的過程，充分體現了泛非團結的精神。第一批抵達疫區的86名衛生工作者，是來自布隆迪、喀麥隆、剛果、剛果民主共和國、衣索比亞、肯亞、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坦尚尼亞、烏干達與辛巴威等國的直接志願者。
隨後，各成員國政府組織的官方隊伍陸續抵達。2014年12月3日，178名奈及利亞衛生工作者被派往賴比瑞亞與獅子山。同月，187名衣索比亞衛生工作者與81名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衛生工作者也加入了隊伍。2015年1月9日，170名肯亞衛生工作者抵達。截至2015年1月10日，ASEOWA部署的總人數已達到720人，加上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部署的115人，在非洲旗幟下作戰的衛生人員總數達到了835人。
這些來自非洲各地的醫生與護士，冒著極高的個人風險，自願前往疫情最前線，援助他們的非洲同胞。這其中，許多人來自烏干達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等曾飽受伊波拉之苦的國家，他們帶來的不僅是醫療技術，更是寶貴的實戰經驗。
前線的戰鬥
ASEOWA的任務，是深入疫情的心臟地帶，直接承擔起最艱鉅的治療與防控工作。根據特派團團長奧克塔博士在2014年12月的報告，其工作內容包括：
在賴比瑞亞：管理位於首都蒙羅維亞的一個擁有100張床位的伊波拉治療中心（ETU），並支援由中國援建的另一個治療中心。此外，還為當地醫護團隊、社區領袖提供培訓，並在9個郡提供流行病學支持。
在獅子山：管理位於邦巴利的一個擁有100張床位的ETU，並在首都自由城管理一個實驗室，同時在6個區提供流行病學支持。
在幾內亞：支援位於該國東部與首都科納克里的兩個ETU，並在6個省提供流行病學支持。
除了醫療工作，ASEOWA還承擔了大量的社區溝通與物資捐贈任務，旨在消除當地民眾的恐懼與誤解，建立起對現代醫療防控措施的信任。
一場多維度的戰役
非盟的應對，並不僅限於前線的醫療特派團。它同時在外交、金融與公共輿論等多個戰場上，發起了一場全面的動員。
對抗孤立主義
2014年9月8日，非盟執行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會議的一項核心決議，是呼籲成員國「緊急解除所有旅行禁令與限制」。在疫情引發全球恐慌，許多國家（包括部分非洲國家）紛紛關閉邊界、取消航班的背景下，非盟的這一決策，展現了其作為一個大陸性組織的領導力與理性。非盟堅持，孤立受災國家只會使其經濟雪上加霜，阻礙國際援助的進入，最終加劇而非緩解危機。它主張應以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科學的入境篩查，來取代一刀切的封鎖。
為了推動這一決策，非盟委員會主席德拉米尼-祖馬博士本人，在同年10月親自訪問了賴比瑞亞、獅子山與幾內亞三國，以示團結，並向世界傳遞非洲不會拋棄受災兄弟的強烈信號。
為生命籌款
大規模的人道主義干預，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持。非盟首先從內部挖潛，從其「非洲乾旱與饑荒特別緊急援助基金」等處，釋放了超過一百萬美元的資金。非盟委員會的職員們也自發捐款十萬美元。
更具里程碑意義的是，非盟首次成功地動員了非洲自身的私營部門。2014年11月8日，非盟在總部舉辦了一場非洲商界圓桌會議，成功地從非洲開發銀行與私營企業家手中，為抗擊伊波拉籌集了三千二百萬美元。
為了讓普通民眾也能參與其中，非盟還與各大電信運營商合作，在超過四十個非洲國家，發起了一場名為「非洲對抗伊波拉」（#AfricaAgainstEbola）的簡訊捐款運動。任何參與國的公民，只需發送一條短信，即可捐出一美元。
危機催生的遺產—非洲疾控中心的誕生
這場慘痛的疫情，以最無可辯駁的方式，暴露了非洲大陸在整體公共衛生治理上的致命弱點：缺乏一個統一的、權威的、能夠進行早期預警、快速反應與協調各國行動的大陸級疾病控制中心。
痛定思痛，非盟執行理事會在此次危機中做出了其最為深遠的決策之一：要求委員會「採取一切必要步驟，加速建立非洲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ACDCP）」。
根據報告，截至2015年1月，非盟已就此展開了實質性工作，包括評估非洲現有的各類中心、召集多國工作組討論非洲疾控中心的模式與功能，並制定了一份詳細的路線圖，目標是在2015年中期前，讓該中心初步運作起來。
浴火重生的制度遺產
2014-2015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是載入非洲歷史的一場深重災難。然而，正如歷史上許多偉大的制度往往誕生於危機的灰燼之中，這場疫情也成為了非洲聯盟自身演進與成熟的催化劑。
ASEOWA特派團的部署，儘管在規模與速度上仍面臨諸多挑戰，但它作為非洲歷史上首次由自身主導、由多國參與的大規模、跨國界衛生干預行動，其象徵意義與實踐經驗是無價的。它證明了「泛非團結」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口號，更可以在危急時刻，轉化為拯救生命的具體行動。
而非洲疾令控中心的誕生，則是這場悲劇所留下的最寶貴、最持久的制度遺產。它代表著非洲大陸決心將這次慘痛的教訓，轉化為保護未來世代的堅固盾牌。這座在疫情的烈火中淬煉而成的機構，將與ASEOWA的英雄事蹟一道，共同構成非洲在二十一世紀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歷史記憶與制度基石。
資料來源
African Union: Fact Sheet: African Union Response to the Ebola Epidemic in West Africa, as of 1/26/2015
https://au.int/en/pressreleases/20150126/fact-sheet-african-union-response-ebola-epidemic-west-africa-12620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Ebola virus disease outbreak – West Africa (Situation as of 21 January 2015)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outbreak-news/item/ebola-virus-disease-outbreak-west-africa--21-january-2015
UN News: African Union steps up response to Ebola outbreak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4/08/475472-african-union-steps-response-ebola-outbreak
The Lancet: African Union's response to Ebola threat in west Africa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4)61483-3/fulltext
Reuters: African 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pledge $32.6 mln for Ebola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L6N0SY0KJ20141108/
Africa CDC: Our History
https://africacdc.org/about-us/our-history/
ReliefWeb: African Union and Partners Mobilize Media to Re-write the Narrative on Ebola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african-union-and-partners-mobilize-media-re-write-narrative-ebo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