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25年7月30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更新了其關於太空政策的官方闡述，系統性地展示了聯盟在過去數年間，為應對一個日益擁擠、競爭激烈且充滿爭議的太空環境所進行的深刻戰略轉型。這份文件清晰地表明，太空已不再僅僅是民用科技與和平探索的領域，而是已被聯盟正式確認為繼陸、海、空、網之後的第五個作戰領域，對聯盟的威懾與防禦態勢至關重要。在俄羅斯與中國等戰 lược競爭對手大力發展反衛星武器及其他反太空技術的背景下，北約的太空政策旨在確保盟國能夠在任何時候，自由、安全地使用天基能力。這些能力—從為精確制導武器提供導航的全球定位系統，到保障全球指揮鏈路暢通的衛星通信，再到提供關鍵情報的偵察衛星—已成為現代軍事行動不可或缺的神經系統。為此，北約已採取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舉措。自2019年通過首份《總體太空政策》以來，聯盟已於2020年在德國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設立了「北約太空作戰中心」，並在2021年的布魯塞爾峰會上做出了歷史性宣告：對盟國太空系統的攻擊，可能觸發《華盛頓條約》第五條的集體防禦條款。進入2025年，聯盟的太空戰略進一步深化，特別是在整合商業太空資源方面，於同年二月批准了《北約商業太空戰略》，旨在更有效地利用私營部門的創新與服務。與此同時，一系列由盟國共同投資的大型多年期計畫正在全面推進，其中包括旨在建立虛擬偵察衛星星座的「聯盟持續性天基監視」（APSS）計畫，以及旨在確保在危機時能夠快速發射衛星的「星際運輸」（STARLIFT）計畫等。北約的太空政策，其核心並非是將武器送入太空，而是通過建立統一的政策框架、指揮協調中心以及多國合作項目，將其三十二個成員國各自的太空能力，整合成一個更具韌性、更具威懾力的集體力量，以確保在這個21世紀的戰略制高點上，聯盟的集體安全不會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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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新的戰略制高點—從和平疆域到作戰前線
2025年7月30日，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其官方網站上更新其關於太空政策的詳盡闡述時，這不僅僅是一次例行的文件更新，而是一次對聯盟在過去六年中所經歷的一場深刻而無聲的戰略革命的權威性總結。這份文件所描繪的，是一個成立於地面、海洋和天空的傳統軍事同盟，如何被迫將其目光投向地球軌道之上，並最終將這片曾經象徵著人類共同夢想的「最終邊疆」，正式確認為一個充滿了現實威脅的、必須嚴肅對待的「作戰前線」。
這場轉變的根源，並非源於聯盟自身的擴張野心，而是源於對一個冷酷戰略現實的清醒認知：在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太空已成為現代國家力量的絕對基礎。從金融交易的時間同步、全球物流的精確追蹤，到氣象預報、農業監測乃至我們日常使用的智慧型手機導航，民用社會的每一個脈動，都已與環繞地球運行的衛星網絡緊密相連。而在軍事領域，這種依賴性則更為致命。正如北約的文件所指出的，太空對於聯盟的「威懾與防禦至關重要」，它支撐著部隊的導航與追蹤、可靠的通信、飛彈發射的探測以及有效的指揮與控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失去了天基資產的支持，北約這部強大的現代化軍事機器，將在一夜之間變得既聾又啞且盲。
正是這種極度的依賴性，使其成為了聯盟最為脆弱的戰略軟肋。北約的戰略競爭對手，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早已洞悉了這一點。在過去的十餘年間，兩國都投入了巨額資源，發展旨在干擾、致盲、破壞甚至直接摧毀衛星的「反太空」（counter-space）技術。從能夠在軌道上進行機動、用機械臂捕獲他國衛星的「檢查衛星」，到從地面發射、能夠直接撞擊目標的動能反衛星導彈（ASAT），再到能夠干擾衛星通信的電子戰系統和能夠燒毀衛星光學感測器的地面雷射武器，一個針對西方天基霸權的「武器庫」正在悄然成形。
這種蓄意的、旨在將太空軍事化的行為—將曾經的科學探索領域轉變為潛在的戰場—徹底粉碎了後冷戰時代關於太空作為和平聖殿的幻想，迫使聯盟必須直面一個嚴峻的現實：其最關鍵的賦能基礎設施，現在已直接暴露在風險之下。2019年，北約正式承認太空為繼陸、海、空、網之後的第五個作戰領域，正是對這一現實的最終確認。這不僅僅是一個名詞的變更，它是一次深刻的作戰哲學的轉變，意味著北約將開始像保護其領土、領海和領空一樣，系統性地規劃如何在太空領域進行威懾、防禦與作戰。這份2025年的政策文件，正是對這一轉變如何從一個政治宣言，演變為一套具體的、多層次的、正在全面實施的行動藍圖的詳盡記錄。
不可或缺的神經系統—太空對現代軍事行動的命脈作用
要理解北約為何在近年來如此迅速地將太空提升至聯盟防禦的核心地位，首先必須深刻地認識到，現代軍事行動對天基資產的依賴，已達到了何種程度。太空，已不再是一個遙遠的、輔助性的領域，而是滲透到現代戰爭每一個環節的、不可或缺的中樞神經系統。北約的政策文件，將太空在安全與防禦領域的關鍵作用，歸納為五個核心方面，每一個方面都直接關係到聯盟的作戰效能與生死存亡。
第一，是「定位、導航與授時」（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PNT）。這主要由美國的全球定位系統（GPS）和歐洲的「伽利略」（Galileo）系統提供。在現代戰場上，PNT服務的應用無所不在。精確制導彈藥，如JDAM炸彈或「海馬斯」火箭彈，其之所以能夠準確命中數十甚至數百公里外的目標，完全依賴於不間斷的衛星導航信號。地面部隊的行進、海軍艦艇的航行、空軍戰機的編隊飛行，都離不開精確的定位。更重要的是，安全的授時信號，是確保盟國所有加密通信網絡和數據鏈路能夠同步運作的基礎。一旦PNT信號遭到干擾、欺騙或摧毀，整個盟軍的作戰效能將會出現災難性的下降，精確打擊將變為盲目轟炸，協同作戰也將退化為各自為戰的混亂狀態。
第二，是「早期預警」（Early Warning）。這主要依賴於部署在地球同步軌道上的、搭載有高靈敏度紅外線感測器的預警衛星，例如美國的天基紅外系統（SBIRS）。這些衛星能夠在第一時間，探測到敵方彈道飛彈發射時所產生的巨大熱信號，並在數秒內，將預警資訊傳回地面指揮中心。這種能力，對於防禦彈道飛彈攻擊、保護盟國人口與部隊、以及確保國家領導層擁有足夠的決策時間，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
第三，是「安全的衛星通信」（Secur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ATCOM）。在一個全球部署的聯盟中，能夠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保障從最高戰略司令部到前線單兵之間的安全、可靠通信，是有效指揮與控制的生命線。無論是身處大洋深處的潛艇、飛行在敵方空域的戰鬥機，還是在偏遠地區執行任務的特種部隊，都依賴衛星通信來傳遞指令、回報情報。這種通信的韌性與抗干擾能力，直接決定了聯盟的全球作戰能力。
第四，是「情報、監視與偵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ISR）。從光學成像衛星、雷達成像衛星到電子信號情報衛星，一個由多種類型偵察衛星組成的天基ISR網絡，能夠為指揮官提供關於敵方部隊部署、裝備動態、基礎設施狀況的、持續的、全天候的情報支持。近年來烏克蘭戰爭的經驗更是凸顯了這一點，商業衛星公司（如Maxar和Planet Labs）提供的高頻率、高解析度衛星圖像，幾乎實時地揭示了俄軍的動向，深刻地改變了戰場的透明度。
第五，是「環境監測」（Environmental Monitoring）。這不僅僅是提供天氣預報以支持任務規劃，更包括了對作戰環境的全面理解，例如海洋的水文狀況、太空天氣對通信的影響等。
這五大功能，共同構成了北約及其盟國軍事力量的「看不見的支柱」。烏克蘭的成功抵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於其巧妙地、大規模地利用了盟國及商業夥伴提供的天基資訊優勢，以此來抵消其在傳統兵力規模上的劣勢。這一場真實的戰爭，以最為直觀的方式，向北約展示了太空領域的決定性作用，也以同樣的方式，展示了當這些天基能力受到攻擊時，其後果將是何等的災難性。這為聯盟加速其太空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了最為強勁的、不容辯駁的動力。
日益擁擠的戰場—太空領域的新威脅
北約加速其太空戰略佈局的直接原因，是太空安全環境在過去十年中的急劇惡化。曾經那個主要由少數幾個國家主導的、相對和平與可預測的領域，如今已變得日益「擁擠、競爭和充滿爭議」（congested, contested, and competitive）。新的行為者、新的技術和新的戰略意圖，共同將這片寧靜的疆域，變成了潛在的衝突熱點。
首先，是太空的「擁擠化」與「商業化」。得益於技術的進步和成本的降低（特別是可重複使用火箭技術的成熟），進入太空的門檻被前所未有地降低。如今，數十個國家和數百家私營企業，都有能力發射和運營自己的衛星。這導致了近地軌道上的衛星數量呈指數級增長，極大地增加了衛星之間意外碰撞和產生太空碎片的風險。每一次碰撞所產生的碎片，又會以極高的速度，對其他在軌衛星構成新的、致命的威脅，形成所謂的「凱斯勒症候群」（Kessler syndrome）的惡性循環。
其次，也是更令北約感到憂慮的，是太空的「競爭化」與「軍事化」。北約的政策文件明確指出，包括俄羅斯和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已經「開發並測試了廣泛的反太空技術」。這些技術旨在削弱、干擾甚至摧毀對手的太空資產，其發展速度和複雜程度令人擔憂。
俄羅斯在反太空領域的投入由來已久。除了傳統的電子干擾和欺騙能力外，俄羅斯近年來多次測試了其「努多爾」（Nudol）陸基直升式反衛星導彈系統。在2021年11月，俄羅斯更是用一枚該型導彈，成功摧毀了自己的一顆退役衛星，產生了大量危險的太空碎片，此舉遭到了北約的強烈譴責。此外，俄羅斯還在軌道上部署了多顆被西方懷疑具有攻擊能力的「檢查衛星」，這些衛星能夠近距離接近他國衛星，並可能具備干擾、捕獲甚至破壞的能力。
中國在這一領域的發展同樣迅速。自2007年首次成功進行反衛星導彈試驗以來，中國已建立起一個多層次的、涵蓋了動能、定向能和網路攻擊等多種手段的反太空作戰體系。其發展的共軌反衛星武器、地面高能雷射武器以及先進的電子戰能力，都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天基資產構成了實質性的威脅。
更令人不安的，是太空「武器化」的潛在前景。儘管1967年的《外太空條約》禁止在地球軌道上部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關於在太空部署常規武器的法律框架，卻存在著巨大的模糊地帶。俄羅斯近年來關於在太空部署核動力武器的傳聞，更是引發了全球安全界的極大恐慌。北約的文件明確表示，盟國「反對在地球軌道上放置任何核武器，這將違反《外太空條約》第四條，並將嚴重威脅全球安全」。
這種日益嚴峻的威脅環境，迫使北約的軍事規劃者，必須在一個「被干擾、被拒絕和被降級」（disrupted, denied, and degraded）的太空環境中，進行作戰準備。這意味著，聯盟不能再將其對太空的無限制使用，視為理所當然。它必須發展備份系統、採取防護措施，並建立起一種能夠在天基資產遭受攻擊時，依然能夠維持作戰效能的韌性。
聯盟的集體回應—從政策到作戰中心的制度化建設
面對一個日益危險的太空環境，北約的回應並非是與競爭對手展開一場針鋒相對的太空軍備競賽，而是採取了一種更為審慎、更具制度性的集體應對策略。其核心思想，並非是謀求自身的「太空霸權」，而是通過建立統一的政策、共享的情報和協調的行動，來確保整個聯盟能夠共同抵禦來自太空的威脅，並保障所有成員國自由進出和利用太空的權利。在過去的幾年間，這一策略已通過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決策，逐步從理念變為現實。
第一步，是奠定政策基石。2019年6月，北約國防部長們批准了聯盟歷史上第一份《總體太空政策》（Overarching Space Policy）。這份文件，為北約在太空領域的所有活動，提供了最高層級的戰略指導。它確立了聯盟的太空方針將「完全符合國際法」，並強調北約「無意將武器放入太空」。其核心目標，是在防禦性的框架下，將太空考量整合進聯盟的所有核心任務之中。
第二步，是確立作戰領域。在2019年12月的倫敦領導人峰會上，盟國正式宣布太空為繼陸、海、空、網之後的第五個作戰領域。這一決策的意義，主要是組織性與概念性的。它授權北約的軍事指揮官，可以像規劃陸海空行動一樣，系統性地規劃和請求太空支援，並將太空威脅納入作戰計畫之中。
第三步，是建立指揮中樞。為了將「作戰領域」的稱號落到實處，2020年10月，北約決定在位於德國拉姆施泰因的盟軍空軍司令部內，設立一個「北約太空作戰中心」（NATO Space Operations Centre, NSpOC）。該中心在2024年正式成立，作為聯合部隊太空組成司令部（CFSpCC）的一部分，其職能並非是直接指揮衛星，而是作為一個「焦點」，負責支持北約的軍事行動、共享太空情報，並協調盟國在太空領域的努力。它像一個總機，將來自前線作戰部隊的太空支援請求（如衛星通信或偵察圖像），有效地傳遞給擁有相關資產的盟國。
第四步，是劃定威懾紅線。在2021年的布魯塞爾峰會上，北約領導人做出了一項具有重大威懾意涵的宣告：「對盟國的、來自或在太空中的攻擊，…可能導致援引《華盛頓條約》第五條。」這意味著，對盟國衛星等關鍵太空資產的惡意攻擊，在特定情況下，可能被視為對整個聯盟的武裝攻擊，並引發集體的軍事回應。儘管聲明保留了「逐案決定」的模糊性，但它首次將北約的集體防禦承諾，延伸到了地球軌道之上，極大地提升了對潛在對手攻擊聯盟太空系統的威懾門檻。
第五步，是擁抱商業創新。2025年2月，聯盟批准了首份《北約商業太空戰略》。這一戰略承認，在當今時代，太空領域的技術創新，已在很大程度上由私營部門驅動。因此，北約必須改變過去主要依賴成員國軍方資產的模式，學會更靈活、更高效地利用商業太空公司所提供的、日益豐富的數據、產品和服務。為此，聯盟還成立了一個名為SPACENET的新網絡，以促進與太空產業的直接對話與合作。從政策的確立，到指揮中心的建立，再到威懾紅線的劃定和對商業創新的擁抱，北約在短短數年內，為其在太空時代的行動，迅速地建立起了一套完整而堅實的制度性框架。
集體的力量—北約的多國太空合作項目
北約的太空戰略，其核心的實現路徑，並非是建立一支龐大的、由北約自己擁有的「太空部隊」，而是通過多國合作的模式，將其三十二個成員國各自的、參差不齊的太空能力與資源，匯聚成一股更為強大、更具韌性的集體力量。近年來，在一系列以「智慧防務」和「自願參與」為原則的項目推動下，聯盟正在天基能力的各個關鍵領域，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首先，在最為基礎、也最為關鍵的衛星通信（SATCOM）領域，北約正在通過一項名為「北約衛星通信服務第六代」（NSS6G）的計畫，投入超過十億歐元，在2020至2034年間，為聯盟的全球行動，採購安全、可靠的衛星通信服務。這項計畫取代了過去由北約自行擁有和運營衛星的模式，轉而向擁有國家通信衛星的盟國（如法國、英國、義大利、美國等）或商業供應商，批量採購帶寬服務。這種模式更具靈活性和成本效益，並能確保聯盟始終能夠使用到最先進的通信技術。
其次，在太空態勢感知（SSA）領域，聯盟正在開發一個「戰略太空態勢感知系統」（3SAS）。這項由盧森堡在2021年率先出資支持的倡議，旨在建立一個能夠整合來自各盟國軍方和民用感測器數據的共享平台，以使聯盟能夠「更好地理解太空環境和太空事件，及其在所有領域的影響」。一個精準、即時的共同太空圖景，是保護盟國衛星免受碰撞或惡意攻擊的根本前提。
第三，在對地監視領域，聯盟正在實施其歷史上在天基能力方面最大的一筆多國投資—「聯盟持續性天基監視」（Alliance Persistent Surveillance from Space, APSS）計畫。這項於2023年啟動、並在2024年華盛頓峰會期間正式進入實施階段的計畫，其核心思想極具創新性。它並非是要從零開始，為北約建造一個全新的偵察衛星星座，而是要建立一個名為「天鷹座」（Aquila）的「虛擬星座」。該星座將通過一個統一的數據架構，將參與國（目前已有17個盟國）各自擁有的國家偵察衛星（無論是軍用還是民用）和它們所能採購到的商業衛星圖像資源，進行聯網和整合。通過這種「聯邦式」的模式，聯盟能夠以超過十億美元的集體投資，撬動起一個遠超其自身價值的、龐大的、多來源的對地監視能力，極大地提升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情報、監視與偵察效能。
此外，針對特定的戰略需求，盟國還發起了更具針對性的合作項目。例如，由13個盟國參與的「北環」（NORTHLINK）計畫，旨在探索如何利用商業和政府資源，來解決在日益重要的北極地區，衛星通信覆蓋不足的難題。而由14個盟國參與的「星際運輸」（STARLIFT）計畫，則旨在發展一種更具韌性、反應更迅速、成本效益更高的發射能力網絡，以確保盟國在危機時期，能夠在短時間內，從遍布聯盟各地的太空港，快速發射衛星，以補充或替換受損的天基資產。從通信到監視，從態勢感知到快速發射，這一系列多國合作項目，共同構成了北約太空能力的堅實支柱，也是其集體防禦原則在太空時代的生動體現。
一個向星辰大海延伸的聯盟
在短短六年的時間裡，從2019年的一次政策性宣告，到2025年一個擁有專門指揮中心、商業戰略和一系列大型跨國能力項目的、全面運作的作戰領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太空領域的轉型，其速度與深度，都堪稱非凡。這場深刻的變革，清晰地證明了這個成立已近八十載的聯盟，依然具備著敏銳的戰略嗅覺與強大的制度適應能力，使其能夠在一個瞬息萬變的技術與安全環境中，不斷地進行自我革新。
北約的太空之路，其核心的智慧，並不在於試圖與美國、中國等太空大國，在擁有和運營衛星的數量上進行競爭。聯盟的獨特價值與力量，恰恰在於它所扮演的、那個獨一無二的「整合者」與「協調者」的角色。它不製造衛星，但它制定確保三十多國衛星能夠相互通信的標準；它不發射火箭，但它建立確保在需要時能夠快速發射的合作機制；它不直接指揮某一顆衛星，但它建立了一個能夠將所有盟國的太空情報與數據，匯集並分發給前線指揮官的神經中樞。
將太空確立為作戰領域，並為其劃定第五條款的威懾紅線，這本身就是一次強有力的戰略溝通。它向任何潛在的對手表明，聯盟的集體安全是不可分割的，這種不可分割性，已從傳統的陸、海、空，延伸至地球軌道之上的廣闊空間。對盟國太空資產的任何敵意行為，都將被視為對整個聯盟的挑釁，並將面臨集體的、堅決的回應。
最終，北約的太空戰略，是其在新時代大國競爭背景下，為維護自身技術優勢與行動自由，所做出的必然選擇。它承認了一個冷酷的現實：在未來的任何一場衝突中，制天權都將是奪取和維持制陸權、制海權和制空權的根本前提。通過將其三十二個成員國的資源、智慧和工業潛力匯集在一起，北-約正在努力確保，在這片決定未來戰爭勝負的、最高的戰略制高點上，跨大西洋的集體安全，將依然堅如磐石。
資料來源
NATO’s approach to space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1754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