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24年5月3日，一場源自哥倫比亞大學的親巴勒斯坦學生抗議運動，已在全美國範圍內的高等學府引發連鎖反應。從東岸的耶魯大學到西岸的加州大學，學生們透過設立營地、集會等方式，向校方提出一項核心訴求：撤資（Divestment）。他們要求大學出售其規模龐大的捐贈基金中，與以色列及其在加薩的軍事行動相關聯的資產。此一訴求植根於被稱為「BDS」（抵制、撤資與制裁）的全球性運動，旨在透過經濟與文化壓力，改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政策。各校學生的具體要求不盡相同：在耶魯大學與康乃爾大學，訴求相對集中於要求校方停止投資直接參與加薩戰事的武器製造商；而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的要求則更為廣泛，涵蓋了所有被認為從衝突中獲利的企業，例如為以色列軍方提供技術服務的Google和Amazon，以及在約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點提供房源租賃的Airbnb等。這場運動迫使美國大學不僅要應對校園內日益激化的言論與示威活動，更要直面其作為全球主要資本投資者的角色，及其所承擔的金融責任與道德義務之間的深刻矛盾。
當前學生的抗議行動，大量借鑑了歷史上的成功先例，其中最為重要的參照是1970至1980年代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撤資運動。當時，在持續的學生與社會壓力下，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在內的超過150所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最終同意出售其持有的在南非有業務往來的公司股票，如可口可樂、福特汽車等。對今日的抗議者而言，南非的先例證明了大學撤資行動能夠成為促成重大政治變革的有效工具，無論其影響是源於直接的經濟打擊，還是來自於對目標國家進行象徵性孤立所產生的道義壓力。近年來，大學捐贈基金也確實在其他議題上響應了類似的道德訴求，例如陸續從私人監獄產業及化石燃料公司撤資，加州大學系統便在2020年宣布已完全剝離其在化石燃料領域的投資。這些案例強化了抗議者的信念，即大學的投資決策理應可以，也應當反映其所宣揚的社會價值。
然而，二十一世紀的金融環境，為今日的撤資訴求設置了遠比1980年代更為複雜的障礙。首先，現代大學捐贈基金的規模已今非昔比，且其投資組合的複雜性與不透明性也大幅增加。為了追求回報最大化，多數大型捐贈基金已不再直接持有單一公司股票，而是將絕大部分資金投入到由專業基金經理管理的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或指數基金中。這些基金的具體持股通常被視為商業機密，大學本身往往也無法完全掌握其投資的最終流向。若要剝離某個特定公司，可能意味著需要贖回整個基金的份額，此舉不僅操作困難，更可能打亂基金整體的投資策略，違背其受託人「為大學資產保值增值」的首要法律責任。此外，多項研究指出，單方面撤資的實際經濟影響可能微乎其微。1998年一項針對南非撤資運動的研究發現，該運動對南非經濟的直接影響極小，其主要效果僅是將股票從一些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投資者手中，轉移到了對此漠不關心的投資者手中。這些金融結構的複雜性與實際效用的不確定性，構成了大學管理層拒絕學生訴求的主要理據，也使得這場圍繞捐贈基金的抗爭，演變成一場關於道德原則、金融現實與大學在現代社會中角色的激烈辯論。
全文
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2024年春季，美國大學的草坪與廣場，再次成為全國政治辯論的縮影與前線。自4月17日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為聲援巴勒斯坦而設立營地以來，一場數十年來最為廣泛的校園抗議浪潮席捲全國。這場運動的核心訴求清晰而具體，即「撤資」（Divestment）—要求大學校方清算其龐大捐贈基金中，所有與以色列政府及其在加薩的軍事行動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投資。這項訴求不僅將巴勒斯坦問題的複雜性直接引入了學術殿堂，也迫使這些以知識傳播與價值引導為己任的機構，去審視其作為全球資本市場重要參與者的另一重身份，及其背後所牽涉的金融邏輯與道德責任。
訴求的剖析：從武器製造到科技巨頭
「撤資」一詞，意指出售一項投資或商業利益，作為一種抗議手段，它旨在透過抽離資金來施加經濟與道義壓力。此次學生運動的撤資訴求，其範疇與目標在各校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反映了對「共謀」一詞的不同界定。
在一些大學，如耶魯與康乃爾，學生的要求相對聚焦，他們的核心目標是那些直接向以色列國防軍提供武器與軍事技術的國防工業承包商。這種訴求的邏輯鏈條較為直接，旨在切斷大學資金與軍事衝突之間的關聯。
然而，在運動的發源地哥倫比亞大學，以及其他一些抗議活動激烈的校園，學生們提出的撤資清單則要廣泛得多。他們認為，任何從以色列對加薩的軍事行動及對巴勒斯坦領土的佔領中獲利的企業，都應被納入撤資範圍。這份清單因此涵蓋了多家全球知名的科技與消費品公司：
Google (Alphabet) 與 Amazon: 兩家公司與以色列政府簽訂了名為「Nimbus計畫」的雲端運算服務合約，抗議者認為這項技術被用於支持以色列軍方與情報機構的運作。
Airbnb: 該平台允許用戶發布位於約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點的房源，這些定居點在國際法下被普遍視為非法，因此該公司被指控從佔領行為中獲利。
Caterpillar: 該公司的推土機等重型設備，長期以來被以色列軍方用於拆毀巴勒斯坦人的房屋以及在佔領區進行建設。
這種廣泛的定義，將撤資的目標從傳統的軍工複合體，擴展到了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高科技與服務業巨頭。它所挑戰的，不僅是大學的單項投資，而是捐贈基金與全球資本主義盤根錯節的聯繫。
歷史的回響：南非種族隔離運動的遺產
當代學生抗議者之所以將「撤資」作為其核心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從歷史中汲取了靈感與力量。其中，1970至1980年代，為反對南非白人政權的種族隔離制度（Apartheid）而發起的全球性撤資運動，是最為重要的參照。
當時，世界各地的學生、教會與人權組織共同發起壓力運動，要求公共與私人機構切斷與在南非運營的跨國公司的經濟聯繫。大學校園成為這場運動的關鍵戰場。經過長達十餘年的持續抗爭，成果斐然。1985年，哥倫比亞大學宣布將出售其持有的包括可口可樂、福特汽車在內，總值3900萬美元的相關公司股票。最終，全美有超過150所大學響應了撤資的號召。
對今日的抗議者而言，南非的經驗具有雙重意義。其一，它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本，證明了持續的 grassroots 運動，確實能夠迫使大型機構改變其投資行為。其二，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最終瓦解，被視為這場全球壓力運動的勝利。—儘管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對於撤資運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導致了南非的政權更迭仍有辯論—但在抗議者的視角中，經濟壓力與道義孤立共同促成了歷史性的改變。
然而，將南非的經驗直接套用於當今的以巴衝突，也面臨著諸多挑戰。首先，1980年代的金融市場結構遠比今天要簡單。當時，大學捐贈基金更傾向於直接持有藍籌股，出售特定公司的股票相對直接。其次，當時反對種族隔離的全球共識，遠比今日圍繞以巴衝突的複雜立場要更為廣泛和明確。
現代捐贈基金的圍城：金融結構的複雜性與不透明
大學管理層在回應撤資訴求時，最常提出的反對理由，並非基於政治立場，而是源於現代金融體系的結構性限制。今日的大學捐贈基金，已演變為一個個龐大、專業化且極度複雜的金融實體。哈佛大學的捐贈基金規模超過500億美元，耶魯大學超過400億美元，哥倫比亞大學也接近140億美元。這些資金的運作模式，更接近於一個大型的私募股權或對沖基金。
為了實現風險分散與回報最大化的目標，基金經理們普遍採用多元化的投資組合模型。他們不再大規模地直接購買並持有單一公司的股票，而是將資金配置到不同的資產類別中，例如公開市場股票、房地產、自然資源，以及佔比越來越高的私募股權與風險投資。
這就帶來了兩大難題：
不透明性： 當大學將資金委託給一個外部的私募股權或對沖基金時，它實際上購買的是該基金的份額。這些基金為了保護其投資策略這份「秘密配方」，通常不會向其投資者（包括大學）披露其全部的具體持股清單。因此，大學校方可能根本無法準確地知道，它們的資金是否間接投資了學生們抗議的某家公司。
操作的困難性： 即使大學確知其所投資的某個基金（例如一個追蹤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基金）中包含了Google的股票，若要剝離這一項投資，唯一的辦法可能就是出售其在該指數基金中的全部份額。這不僅可能帶來巨大的交易成本與稅務負擔，更會徹底打亂捐贈基金精心設計的資產配置策略。
這種結構性的複雜，使得「撤資」從一個看似簡單的賣出股票的動作，變成了一項可能需要對整個投資組合進行傷筋動骨般重組的龐大工程。
影響力的辯證：象徵姿態與經濟現實
圍繞撤資的另一個核心辯論，是關於其有效性的問題。反對者認為，即使大學克服重重困難成功撤資，其產生的實際經濟影響也微乎其微。
首先，單一大學或多所大學持有的特定公司股份，在該公司的總市值中佔比通常極小，其拋售行為不足以對股價造成持續的實質性打擊。其次，金融市場的運作邏輯決定了，當一方因道德原因賣出股票時，總會有另一方因純粹的財務考量而買入。1998年一項針對南非撤資運動的學術研究便得出結論，認為自願性的撤資行動對南非經濟幾乎沒有產生可觀測的影響，其主要後果僅是「將股份和業務從有社會責任感的投資者和國家，重新分配給了更為冷漠的投資者和國家」。2021年另一篇關於ESG（環境、社會與治理）投資的研究論文也指出，拋售「骯髒」公司的股票，其影響力遠沒有實踐者所想像的那麼大。
然而，支持者則主張，撤資的真正力量或許並不在於其直接的經濟殺傷力，而在於其強大的象徵意義與公共議程設置能力。當一所享有盛譽的大學宣布撤資時，它向社會傳遞了一個強烈的道德信號，即某個國家或企業的行為已越過了可接受的底線。這種公開的道義譴責，能夠有效地提升公眾關注度，吸引媒體報導，並最終形成一種更廣泛的政治壓力。從這個角度看，撤資行動的目標，或許並非要讓一家公司破產，而是要使其聲譽破產。
受託人責任與道德使命的衝突
最終，美國大學校園的這場撤資風暴，歸結為一場關於大學自身角色的根本性衝突。一方面，大學捐贈基金的董事會與受託人，肩負著法律規定的「受託人責任」（Fiduciary Duty），其首要任務是謹慎地管理和增長基金資產，以確保大學的永續發展。從這個角度出發，任何可能損害投資回報或增加操作複雜性的決策，都應被謹慎對待。
另一方面，大學作為社會的良心與思想的燈塔，也被賦予了踐行和傳播道德價值的使命。學生抗議者正是基於這一點，主張大學的投資行為必須與其宣揚的人權、正義等價值觀保持一致。
這場圍繞撤資的激烈辯論，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但它已經迫使美國高等教育界不得不去面對一個長期存在但時常被迴避的問題：在一座由全球資本緊密相連的象牙塔內，知識的追求與資本的邏輯，究竟應當如何共存？
資料來源
Reuters: Why university endowments are the target of student protests over Gaza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why-university-endowments-are-target-student-protests-over-gaza-2024-05-01/
The Associated Press: Divestment from Israel is a popular demand at campus protests. What does that mean?
https://apnews.com/article/colleges-protests-israel-divestment-bds-columbia-5582531393649549a1f592d3c9b8ed9e
The New York Times: What Is Divestment, and Why Do Protesters Want It?
https://www.nytimes.com/2024/05/01/business/dealbook/columbia-protests-divestment-bds.htm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Difficult, Tangled Business of Divesting From Israel
https://www.wsj.com/finance/investing/the-difficult-tangled-business-of-divesting-from-israel-7d72c842
The Conversation: The 1980s anti-apartheid divestment campaign that ultimately helped topple South Africa’s racist regime provides lessons for today’s campus protesters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1980s-anti-apartheid-divestment-campaign-that-ultimately-helped-topple-south-africas-racist-regime-provides-lessons-for-todays-campus-protesters-228746
Columbia University: Columbia University Statement on Divestment
https://www.columbia.edu/content/news/columbia-university-statement-divestment-april-29-2024
NPR: Student protesters are demanding universities divest. Here's what they mean
https://www.npr.org/2024/05/02/1248493019/student-protesters-are-demanding-universities-divest-heres-what-they-m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