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2025年10月31日，隨著星巴克（Starbucks）的數百家門市員工就潛在的全國性罷工進行投票，一場關於美國勞工權利未來的辯論再度白熱化。這一事件，僅是近年來席捲美國服務業與高教領域新型組織浪潮的縮影。它迫使觀察家重新審視一個根本問題：在當代美國資本主義體系中，工會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一份《華爾街日報》的深度分析，將此關係定義為一場「不安的聯盟」（Uneasy Alliance）。回溯歷史，美國工會運動的演進，並非一條線性進程，而是充滿了妥協、衝突與不斷的權力再分配。19世紀末，隨著大型製造業將數以萬計的工人集中在同一屋簷下，集體行動的潛力首次被點燃。1877年的鐵路大罷工成為全國性的動員事件，展現了勞工團結的力量。然而，最終取得主導地位的願景，來自於美國勞工聯合會（AFL）。該組織的策略並非推翻資本主義，而是選擇「與之和平共處」，並試圖在現有的經濟秩序內部，為勞工爭取更大的權力份額與更合理的待遇。
這種「資本體系內」的權力平衡，在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中迎來了轉捩點。當整個工業資本主義瀕臨崩潰，數百萬人失業，企業無力為繼時，政治的鐘擺發生了偏移。
1935年，《國家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即著名的《華格納法》（Wagner Act），由羅斯福新政（New Deal）推動通過。這部法律的劃時代意義在於，它首次將聯邦政府的公權力置於工會之後，正式承認了勞工組織的合法性與集體談判權。法律的效力很快在實踐中得到驗證。1937年，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在密西根州弗林特（Flint）發動了「靜坐罷工」（Sit-down Strike）。工人們佔據了通用汽車（GM）的工廠，使生產陷入停滯。這場行動最終迫使資方坐上談判桌，承認工會的代表地位。正是這一時期，奠定了此後數十年美國「煙囪工業」的勞資關係基礎，並催生了最低工資、工人賠償法等一系列至今仍在沿用的職場保護措施。
然而，工會力量的頂峰並未無限期持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企業，特別是製造業，開始了一場緩慢而持續的「南遷」。它們從工會力量強大的北方和中西部，轉移到工會傳統薄弱、工資水平較低的美國南部與西南部。1947年的《塔夫脫-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為這一趨勢提供了法律支持，該法案允許各州通過「工作權法」（Right-to-Work Laws），削弱了工會的組織能力。到了1980年代，隨著自動化與全球化浪潮的興起，製造業工作崗位開始大量流失。1981年的「航管人員罷工事件」（PATCO Strike）成為一個象徵性的分水嶺。雷根總統決定解雇所有參與罷工的聯邦雇員，此舉向私營企業雇主傳遞了一個強烈訊號：政府對勞工的無條件支持已成過去。此後數十年，美國工會的會員比例出現了「大規模下降」，經濟重心徹底轉向服務業。如今，在星巴克咖啡師與高等教育研究生的新型組織行動中，新一代勞工正試圖在一個截然不同的經濟版圖上，重新集結他們的集體力量。
全文
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在2025年的美國，一幅看似矛盾的圖景正在展開：一方面，是數十年來持續下滑的工會會員總體比例；另一方面，卻是星巴克、亞馬遜（Amazon）乃至大學校園中此起彼落、高度可見的勞工組織行動。2025年10月31日，數千名星巴克員工正就是否授權全國性罷工進行投票，抗議資方在集體合約談判中的拖延。
這場景凸顯了美國資本主義與有組織勞工之間的核心張力。這從來不是單向的壓制或和諧的共生，而是一段長達一個半世紀、充滿妥協與再平衡的「不安的聯盟」。要理解當下的服務業組織浪潮，必須回溯這段聯盟的形成、巔峰以及近乎瓦解的過程。
體系內的平衡：AFL的選擇
美國當代工會的樣貌，其基礎並非奠基於革命，而是奠基於19世紀末期的一次關鍵選擇。
在1830年代至1860年代，隨著美國製造業公司規模日益擴張，越來越多的工人被集中到單一的工廠屋頂下。這種集中化，無意中為集體行動創造了條件。1877年的鐵路大罷工，是勞工力量的首次全國性展演，來自不同崗位的鐵路工人動員起來，抗議工資削減與惡劣的工作條件。
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最終勝出的工會願景，來自於美國勞工聯合會（AFL）。與尋求徹底顛覆經濟秩序的激進派不同，AFL的領導層選擇了一條更為務實的路線。他們的基本判斷是，接受資本主義作為社會的總體經濟秩序，但在此秩序內部，透過集體談判，重新分配與平衡勞資雙方的權力。
工會的目標不是佔有生產工具，而是確保工人能從中分享更公平的果實。這種妥協性的哲學，為美國工會運動定下了基調：它將是資本主義體系內最強大的監督者與修正者，而非掘墓人。
大蕭條的催化：《華格納法》的確立
如果說AFL提供了哲學基礎，那麼1930年代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則提供了最強大的政治催化劑。這場空前的經濟災難，徹底改變了工業資本主義的動態。數百萬人失業，企業在掙扎中倒閉，純粹的市場邏輯失靈了。
在「新政」（New Deal）的背景下，聯邦政府的角色發生了根本轉變。1935年，《國家勞工關係法》（即《華格納法》）獲得通過。這部法律是美國勞工史上的分水嶺，它正式將聯邦政府的權威，置於承認工會重要性的立場上。該法案禁止雇主採取某些不公平的勞工措施（如報復組織者），並確立了工人的集體談判權，要求雇主必須與工會進行真誠談判。
法律的墨跡未乾，實踐的考驗隨之而來。1937年冬天，汽車工人聯合會（UAW）針對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發動了「弗林特靜坐罷工」。工人們並非在工廠外拉起糾察線，而是直接在工廠內部「坐下」，停止了生產線。
「材料堆積如山，無人使用」，正如當時的報導所描述，這場罷工的邏輯是精確的—透過佔據生產的核心環節，癱瘓這家全球最大製造商的運作能力。在僵持了數週後，通用汽車被迫讓步，承認UAW作為工人的合法代表。
《華格納法》的立法保障，與弗林特罷工的實踐勝利相結合，開啟了美國工會的黃金時代。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煙囪工業」的工會力量達到了頂峰。最低工資、工人賠償法、職業安全標準等一系列當代職場保護措施，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那個勞工力量高漲的時期。
南方的侵蝕與權力的轉移
然而，在戰後美國資本主義的繁榮表象之下，一股侵蝕工會力量的暗流早已開始湧動。這便是美國工業企業「逐漸且不斷加速的」地理轉移。
資本開始從工會根基深厚、工資標準較高的北方與中西部「鐵鏽帶」，大規模流向工會傳統薄弱、政治上更為保守的美國南部與西南部。這場資本的「國內外包」並非偶然，而是有著精確的法律與經濟動機。
1947年通過的《塔夫脫-哈特利法》，嚴重削弱了《華格納法》賦予工會的權力。其中第14(b)條款，授權各州自行立法，允許推行「工作權法」（Right-to-Work Laws）。在這些州，工人即使在工會代表的工廠工作，也無需加入工會或繳納會費，這極大地削弱了工會的財政基礎和組織能力。
正如《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所指出的，在這些沒有強大工會運動的州，企業得以長期將工資「保持在較低水平」。工會的「黃金時代」，實際上從未平等地覆蓋整個美國。
1981年的訊號：PATCO的潰敗
如果說「南遷」是工會力量的慢性侵蝕，那麼1981年的事件，就是一次急性的、致命的打擊。
1981年，美國專業航管人員組織（PATCO）發動罷工，要求更高的工資與更短的工時。由於他們是聯邦雇員，罷工在法律上被視為非法。時任總統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他本人曾是演員工會（Screen Actors Guild）的主席—做出了震驚全國的決定：他宣布，如果罷工者不在48小時內返崗，「他們都將被解雇」。
雷根政府最終解雇了超過11,000名罷工的航管人員，並終身禁止他們重返聯邦崗位。
這一行動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的勞資糾紛。
它「向所有人傳遞了一個巨大的訊號」：聯邦政府，尤其是雷根政府，將不再無條件地、自動地按照有組織勞工的意願行事。
儘管有前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LRB）的成員辯稱，雷根政府從未明示官員要做出有利於雇主的裁決，但PATCO事件的寒蟬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它被廣泛視為加速了雇主方的「反工會行為」。自此，雇主在面對罷工時，更傾向於採取強硬立場，甚至威脅永久替換罷工者。
新經濟，舊衝突
PATCO事件之後，是工會力量的「大規模下降」，這一趨勢持續至今。
導致衰退的因素是多重的。首先，是經濟型態的根本轉變。自動化與全球化的雙重作用，意味著製造業的工作崗位大量流失，而這些崗位正是傳統工會的票倉。其次，經濟體日益根植於「服務業」。
這為工會組織帶來了全新的挑戰。在弗林特，你可以組織一個擁有數萬名工人的單一工廠；但你如何組織分散在全國數千個地點、人員流動率極高的咖啡師或零售店員？他們與傳統生產流程的關係截然不同。
然而，近年的發展顯示，勞工運動正在適應這片新的版圖。星巴克工會（Workers United）的組織者，廣泛利用社交媒體進行動員，這在過去（「挨家挨戶敲門和進行家訪」）是無法想像的。「數位組織」使得這場運動具有高度的可見性，並激勵了其他領域的行動。
與此同時，老牌的「煙囪工會」也在轉型。令人矚目的是，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現有約20%的會員，來自於高等教育部門—他們是大學的研究生、博士後和教職員工。UAW這個傳統汽車工人的堡壘，正有效地應對著美國經濟的變化，將其組織經驗應用到全新的白領服務業中。
集體主義的未來
儘管組織行動在2025年看似活躍，但工會面臨的意識形態環境依然嚴峻。反對工會的論點仍然突出，許多工人在投票決定是否加入工會時，會自問：這是否值得付出的成本（會費）？
在一些新近成立工會的工作場所（例如某些星巴克門市），已有部分員工發起請願，尋求「取消工會認證」（Decertify the union）。他們認為，這個「非常年輕的運動」並不一定代表工作場所中的每一個人，許多人更傾向於保留個人選擇權，而非被工會集體代表。
這正是當下衝突的核心。工會的有效性，取決於工人是否願意為了集體利益而團結行動。然而，當代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越來越強調「個人收益」。
這便是未來幾年美國勞工運動將要面對的真正戰場。正如分析所言，工會的未來，取決於工人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功地「團結在一起」。這場在資本主義體系內的權力平衡協商，遠未結束。
資料來源
The Guardian：Starbucks workers hold strike vote amid anger over pay and conditions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5/oct/31/starbucks-workers-strike-vot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The Fight To Unionize Starbucks by the Numbers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the-fight-to-unionize-starbucks-by-the-numbers/
Wikipedia：1981 Profess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Organization strik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81_Professional_Air_Traffic_Controllers_Organization_strike
UAW (Official Website)：UAW Higher Education Department
https://uaw.org/highereducation/
EBSCO：Wagner Act | Research Starters
https://www.ebsco.com/research-starters/law/wagner-act
Britannica：Right-to-work law | Employee Rights, Unionization & Labor Laws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right-to-work-law
Wikipedia：Labor un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bor_unions_in_the_United_States
Wall Street Journal: What Will American Capitalism Look Like in 50 Years?
https://www.wsj.com/economy/american-capitalism-predictions-ab1f4c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