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 Lia ／ 責任編輯： Zaphyra
作者： 索爾·貝婁 Saul Bellow
出版資訊： 1953年, Viking Press
簡述：
一條河。一條混濁、湍急、充滿了生命能量的，語言的河流。
索爾·貝婁的《奧吉·馬奇的冒險》，從它那石破天驚的第一句話開始，就宣告了它不甘於任何既定的文學河道。它捨棄了情節的堤壩，沖毀了結構的閘門，以一種近乎蠻橫的、狂歡式的姿態，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美國，那所有的喧囂、骯髒、希望與迷惘，盡數裹挾而來。
故事的主角，奧吉·馬奇，不是一個英雄。他甚至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他像一顆漂浮在時代急流中的、有著自己獨特浮力的粒子。他的一生，是一場永無休止的「被招募」。家人、情人、朋友、騙子、理想主義者……每一個遇見他的人，都試圖將他塑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樣，都想為他指派一個「偉大」或「安穩」的命運。而奧吉的「冒險」，就在於他那近乎本能的、持續一生的，對所有這些命運的「不合作」。
貝婁的文字，是這場冒險的真正主角。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高亢與卑微交響的文體，將街頭的俚語、移民的腔調、學究的思辨與詩人的詠嘆，熔於一爐。閱讀這本書，就像是將耳朵，貼在了芝加哥這座巨大城市的胸膛上，去聆聽它那混亂、粗野，卻又充滿了無限可能的心跳。這是一個關於「成為」的故事，關於在一個試圖定義你的世界裡，如何為自己，爭取一個「足夠好的命運」。
「我是芝加哥生的美國人」
「我是芝加哥生的美國人—芝加哥，那座陰鬱的城市—我會照我自己的方式，寫下我所記得的一切……」
I am an American, Chicago born—Chicago, that somber city—and go at things as I have taught myself, free-style, and will make the record in my own way...
文學，有時候只需要一句話，就能打開一個新世界。
索爾·貝婁的這句開場白，就是這樣的一把鑰匙。不是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是一份宣言，一種存在主義式的、對自我身份的莊嚴宣告與確認。
「我是美國人」，這句話，在一個由移民所構成的國度，本身就充滿了一種動態的、正在進行中的張力。
不是一個既定的事實，而是一個需要被不斷證明、不斷創造的過程。
「芝加哥生的」，這句話，則為這個過程，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充滿了質感的舞台。
貝婁筆下的芝加哥，不是一座由摩天大樓與精緻大道構成的、明信片上的城市。
它是一頭巨大、粗野、充滿生命力的野獸。
它的呼吸，是高架鐵路（the 'L'）駛過時，那種撼動骨骼的轟鳴。
它的氣味，是從聯合屠宰場（Union Stock Yards）飄來的、混雜著血腥與財富的氣味，是密西根湖在不同季節，所散發出的、時而清新時而腥鹹的氣味。
它的肌理，是由那些來自波蘭、俄國、義大利、愛爾蘭的移民社區，所構成的、一片片巨大而粗糙的皮膚。語言、食物、信仰、偏見，在這裡，被壓縮、被攪拌、被熔煉。
奧吉·馬奇，就是從這樣一座城市的子宮中，誕生的。
他沒有顯赫的家世，父親缺席，母親溫柔卻盲目。他的童年，是在這種混亂的、充滿了叫賣聲、爭吵聲與工廠汽笛聲的環境中，野蠻生長的。
這座城市，是他的第一所大學。
他在街頭學會了閃躲與觀察，在公共圖書館裡，貪婪地吞食著那些他未必懂得的、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知識。他看見了貧窮的堅韌，也看見了財富的殘酷；他聽見了理想主義者的高談闊論，也聽見了騙子們的竊竊私語。
芝加哥，給了奧吉一種最寶貴的，也是最沉重的遺產：它沒有給他任何現成的身份。
他不是誰的繼承人，他不屬於任何一個穩固的階級。他像一顆種子，被隨意地，拋灑在這座城市的、一片水泥地的裂縫中。他必須自己，去尋找陽光，去生長。
那句「我是芝加哥生的美國人」，因此，成了一種深刻的自我授權。
它意味著，我的身份，不由我的血統，不由我的階級所定義。它由我所呼吸的、這座城市的空氣，由我所行走的、這片大陸的土地，由我自己的選擇，所定義。
這場冒險，就從這份宣告開始。宣告他有權利，用自己的風格（free-style），去經歷、去記錄，去成為他自己。
羅施奶奶的棋局
在奧吉的童年，那個沒有父親、母親又近乎隱形的家裡，真正的權力核心，是一位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房客。
羅施奶奶（Grandma Lausch）。
她是一個來自舊世界的、馬基維利式的君主。這個小小的、猶太移民的公寓，就是她的王國。而奧吉、他野心勃勃的哥哥賽門（Simon）、以及他那智力遲緩的弟弟喬治（Georgie），都是她棋盤上，被精心佈局的棋子。
羅施奶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她身無分文，依靠馬奇家的接濟而活。但她卻用她那無與倫比的智慧、權謀與對人性的深刻洞察，牢牢地控制著這個家庭的運轉。
她是他們的暴君，也是他們的第一位，關於「世界如何運作」的導師。
貝婁用極其生動的筆觸，描寫了這個令人又敬又畏的女人。
她的房間，像一個參謀本部。她躺在床上，被一堆報紙、信件與俄語書籍所包圍，像一個運籌帷幄的將軍。她的一句話，一個眼神，就能決定這個家庭未來一週的預算，或是兄弟之間，誰應該得到那件得來不易的新襯衫。
她教給他們的，不是溫情與道德，而是生存的、最冷酷的法則。
她教他們，如何利用他人的弱點，如何進行策略性的哭窮，如何在與福利機構的官僚周旋時，表演得恰到好處。她教他們，世界不是一個溫暖的、充滿善意的地方。世界，是一場永恆的、需要計算與偽裝的，權力遊戲。
奧吉與羅施奶奶的關係，是複雜的。
他一方面，是她最優秀的學生。他繼承了她的觀察力，她的語言天賦，以及她那種對周遭世界，永不枯竭的好奇心。
但另一方面，他的內心深處，有一種本能的、對她那套實用主義哲學的抗拒。
羅施奶奶，代表了一種被「規劃好」的人生。在她看來，人生的目的，就是找到一個最有利可圖的位置，然後不計代價地，去佔有它。賽門，成了她這套哲學的完美繼承者，他渴望財富，渴望地位，並願意為此，付出一切。
但奧吉不能。
在他的靈魂深處，有一種無法被馴服的、渴望自由的衝動。他無法將自己，看作一枚有特定功用的棋子。他不想「贏得」這場由羅施奶奶所設定的棋局。
他想做的，是看清整個棋盤，然後，走出棋盤。
羅施奶奶，給了他認識世界的武器。但奧.吉的冒險，恰恰是從如何反抗，並最終擺脫，這套武器所預設的人生軌跡開始的。
墨西哥的鷹
在奧吉一生，所經歷的無數次「命運招募」中，最奇異、最荒誕，也最具象徵意義的，無疑是發生在墨西哥的那一段。
他和他的情人，那個富有、美麗而意志堅強的西婭·芬雀爾（Thea Fenchel），帶著一隻名叫卡里古拉（Caligula）的美國鷹，來到這個塵土飛揚的國度，試圖實現一個瘋狂的計畫：訓練這隻鷹，去獵捕巨大的鬣蜥。
這整個篇章，像一場寫在高溫與烈日下的、充滿了存在主義意味的超現實戲劇。
貝婁的描寫，讓我們幾乎能感受到那份灼熱。
墨西哥的太陽，是殘酷的，毫不留情的。它將所有的色彩，都漂白成一片單調的、刺眼的灰。空氣中，瀰漫著塵土、仙人掌與腐爛的氣味。時間，在這裡，彷彿是停滯的，黏稠的。
西婭，是這場戲劇的導演。她對那隻鷹，傾注了全部的熱情與意志力。她相信，只要有足夠的耐心與科學的方法，她就能將這隻來自北方的、雄偉的猛禽，改造成一個完美的、適應熱帶環境的，鬣蜥殺手。
這不僅僅是一次動物訓練。這是一種意志的投射，是她試圖將自己那套關於「偉大」與「激情」的生命哲學，強加於自然，也強加於奧吉的，一次終極的嘗試。
而那隻鷹，卡里古拉，則是悲劇的主角。
它雄壯，美麗，它的眼神，有著屬於天空的、野性的孤傲。但它對那些在岩石上，懶洋洋地曬著太陽的、巨大而醜陋的鬣蜥，沒有絲毫的興趣，甚至充滿了恐懼。
每一次的攻擊，都是一次失敗。鷹的利爪，無法穿透鬣蜥那身如盔甲般的、古老的皮膚。每一次的嘗試，都以鷹的，或鬣蜥的，或二者皆有的，狼狽與受傷告終。
奧吉，在這場人與自然的、註定失敗的戰爭中，是一個清醒的、充滿了同情的，旁觀者。
他看見了西婭的愛，也看見了那份愛背後的，專制與偏執。
他看見了鷹的，那份無法被改變的、屬於天空的本性。
他從這隻不斷被強迫著，去攻擊那些牠本能地感到畏懼的爬蟲的鷹身上，看見了他自己。
他也一樣，不斷地被他生命中的那些「西婭」們，推向一個個，她們為他設定好的，「偉大」的獵物—財富、地位、某種特定的愛情模式，某種固定的生活軌跡。
但那些，都不是他想獵捕的。
他最終的離開，不僅僅是離開了西婭，離開了墨西哥。他是離開了那種，試圖將生命，強行塞進一個預設的、宏偉的模具裡的，所有企圖。
他選擇了鷹的自由，而非馴鷹人的意志。
語言的急流
閱讀《奧吉·馬奇》，就是將自己，投入一場語言的狂歡。
這本書的真正主角，或許不是奧吉，而是索爾·貝婁的，那支筆。
他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美國式的聲音。那是一種巨大的、包羅萬象的、充滿了矛盾與活力的聲音。
他將最高雅的，與最粗俗的，並置在一起。
上一段，奧吉可能還在引用柏拉圖或黑格爾，用一種知識分子的腔調，進行著關於人類命運的，形而上的思考。
下一段，他就會立刻切換到芝加哥街頭的、混雜著意第緒語（Yiddish）腔調的俚語，去描寫一個騙子的、油滑的微笑，或是一場鬥毆的、混亂的細節。
句子，是奔跑的，是喘息的。
它們拒絕簡潔，拒絕克制。
它們像一條不斷分岔、又不斷匯合的河流，裹挾著大量的細節、典故、題外話與突如其來的，詩意的詠嘆。
閱讀的體驗，因此，變得極具挑戰性，也極具回報。
你無法像漂浮在平靜的湖面上那樣，去悠閒地閱讀。你必須像一個衝浪者，駕馭著這股語言的巨浪。你必須調動你全部的感官與知識儲備，去感受那文字的節奏、音色與溫度。
這種風格，不是一種單純的炫技。
文句的本身，就是小說的核心。
語言的混雜，正對應了美國社會的，那種「大熔爐」式的混雜。
句子的，那種不斷延伸、看似永不枯竭的能量，正對應了奧吉·馬奇那種，對生命本身，永不滿足的、開放式的探索。
這部小說，證明了語言，不僅僅是講述故事的工具。
語言，本身就可以成為故事。它可以是風景，是音樂，是人物的呼吸，是時代的脈搏。
貝婁用他的文字，為美國文學，注入了一種全新的、充滿了智性與野性的，生命力。
告訴我們，思想，可以發生在圖書館，也可以發生在街角；
詩意，可以存在於田園，也可以存在於一座陰鬱的、工業化的、充滿了噪音的城市裡。
反對派的桂冠
那麼，奧吉·馬奇，最終找到了什麼？
在經歷了無數的職業、愛情與冒險之後，他似乎並沒有「到達」任何地方。他沒有像哥哥賽門那樣，獲得巨大的財富；也沒有像他所敬仰的某些知識分子那樣，找到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完整的思想體系。
小說的結尾，他在歐洲，為一個可疑的商人工作，婚姻也充滿了複雜的問題。他依然在漂流。
然而，奧吉的勝利，不在於「獲得」，而在於「拒絕」。
他的一生，是對所有那些，試圖將他簡化、將他固化的力量的，一場漫長的、溫柔的，反叛。
他是一個天生的「反對派」（oppositionist）。
但他反對的，不是某個具體的政權或制度。他反對的是任何一種，聲稱自己掌握了生命最終答案的，獨斷論。
他懷疑一切不切實際的、許諾了終極幸福的虛假。
他相信的，是生命的，那種不可預測的、充滿了偶然性的，流動的本質。
在小說的結尾，奧吉看著法國鄉村的風景，內心湧起了一陣，莫名的喜悅。
他想到了哥倫布。哥倫布以為自己發現了印度，他錯了，但他所發現的，是一個比他想像中更為廣闊的，新世界。
奧吉覺得，自己也是如此。
他一生，都在追尋一種「足夠好的命運」（a good enough fate）。他或許從未精準地，找到他所尋找的東西。但在這個追尋的過程中，他經歷了整個世界的，豐富、醜陋、與美麗。
他保持了自己靈魂的，獨立與完整。
這，或許就是貝婁想要賦予他的，那頂看不見的，屬於反對派的桂冠。
真正的桂冠，不是獎賞給那些，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某種英雄模樣的人。
而是獎賞給那些，在命運的百般招募之下，
依然有勇氣，去保留自己那份，不確定性的人。
獎賞給那些，敢於一直笑著，對世界說：「不，謝謝你。我想，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這本書，最終，是一首關於「人」的讚歌。
不是完美的人，不是成功的人，甚至不是善良的人。而是一個充滿了缺陷、矛盾、慾望與好奇心的，活生生的人。
奧吉·馬奇的冒險，是對二十世紀，那種試圖用各種主義、各種理論，去改造人、規劃人的洗腦工程的，一次最深刻的，個人主義式的回應。
他提醒我們，在所有的身份標籤、所有的集體歸屬之下，還有一個最根本的、不可被剝奪的，核心。
那就是，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那份獨一無二的，體驗世界的權利。
他沒有征服世界。
他只是，完整地，
經歷了它。
而這，或許，就才是一場最偉大的，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