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上映日期：
1993年12月15日, 美國, Amblin Entertainment／Universal Pictures, 史蒂芬·史匹柏 (Steven Spielberg)
簡述：
一則故事，一段必須被凝視的記憶。記憶的顏色是黑與白，是雪與煤渣，是制服的肅殺與囚衣的蒼白。史蒂芬·史匹柏將攝影機的鏡頭，化為歷史沉默的瞳孔，不帶任何色彩地，引領我們走回那段人類集體噤聲的歲月。然而，在這片巨大的、被剝奪了溫度的灰階景觀中，卻有一點猩紅，頑固地燃燒著。一個女孩的衣角，像一滴落在雪地上的血，融化了旁觀者的安全距離，也灼傷了一個男人的靈魂。
奧斯卡·辛德勒，一個最初被機遇、戰爭財與虛榮心所驅動的投機者，他的名字，最終卻成為了一份生命的名單。這份名單，以打字機冰冷的鉛字敲出，承載的卻是無比炙熱的生命重量。它是一艘方舟，在歷史的洪流中，為一千多個名字，找到了得以倖存的彼岸。
電影的敘事，如同約翰·威廉斯 (John Williams) 那悠遠的小提琴獨奏，時而哀傷，時而顫抖，卻始終縈繞著一絲不願被徹底壓垮的尊嚴。它不控訴，亦不煽情，它只是靜靜地展示—展示善的萌芽，如何在一個惡被制度化的世界裡，以一種近乎笨拙且矛盾的方式，掙扎而出。它讓我們看見，人性的光輝，並非總是以英雄的姿態出現，有時，它藏在一個機會主義者的西裝口袋裡，藏在一場場的賄賂與謊言中，藏在每一次膽怯而又堅定的選擇裡。這是一部關於拯救的電影，但更深層的，它關於凝視。凝視黑暗，直到我們從中辨認出，那一縷足以燎原的微光。
全文：
雪落下的時候，世界失去了聲音。
或者說，聲音被雪所吸收。火車進站的鳴笛，軍靴踩過碎石的刮擦，人群倉皇的呼吸……一切都被這無盡的、從鉛灰色天空飄落的白色顆粒所包裹、所稀釋。
黑與白。
這是記憶的顏色。不是褪色，而是提純。剝離了所有可能分散注意力的色彩，只留下最本質的輪廓—光與影，生與死，善與惡。
影像的開篇，是一根火柴被劃亮。燭火的溫暖光暈，是彩色的。一個猶太家庭在安息日祈禱，那火焰在瞳孔中跳動，溫暖而真實。然而，當燭火燃盡，青煙消散，那僅有的一點暖色也隨之褪去。世界沉入了它漫長的、黑白的冬季。
這是一個沒有上帝的冬天。或者說，上帝也沉默了。
奧斯卡·辛德勒 (Oskar Schindler)。
他的出場，伴隨著酒杯的碰撞聲，香煙的煙霧，與衣料摩擦的細微聲響。他是一個謎，被包裹在昂貴的西裝裡。那枚納粹黨徽，在他的翻領上，像一枚精緻而冰冷的珠寶。
他不是英雄。至少，一開始不是。
他的眼神裡，閃爍的是商人的精明，是投機者的敏銳。戰爭，對他而言，是一座巨大的、有待開採的金礦。波蘭的淪陷，猶太人的困境，於他，是一連串的商業數據，是廉價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勞動力成本。
他周旋在納粹軍官之間，用金錢與美酒，鋪就一條通往財富的道路。他的笑容，是一種武器，是一種面具。他輕易地融入了那個系統，那個將「人」化約為「單位」的系統。
他的工廠，Deutsche Emailwarenfabrik，是他帝國的基石。冰冷的廠房裡，機器轟鳴，金屬撞擊，那聲音，是那個時代最正常的噪音，掩蓋了牆外太多非正常的寂靜。
猶太工人，在他眼裡，最初也只是「他的工人」。是資產，是名單上的一個個數字。他們為他生產搪瓷器皿，那些光滑、冰冷的器皿，將被送往前線，服務於那台碾碎他們同胞的戰爭機器。
這是一個多麼巨大的諷刺。
然而，有些東西，在悄然改變。
或許是從伊薩克·史登 (Itzhak Stern) 的眼中開始的。
伊薩克·史登，這位猶太會計師，有著學者的沉靜與尊嚴。他的眼鏡片後面，是一雙看透了數字，也看透了人性的眼睛。
他與辛德勒的關係，始於一場交易，一場各取所需的合作。辛德勒需要他的會計才能與在猶太社群中的人脈；他需要辛德勒的工廠，作為一個庇護所，一個可以讓他盡可能多地，將一些學者、音樂家、教師……從通往死亡的列車上拉下來的地方。
他們之間的對話，總是充滿了計算與權衡。
「我需要一個有經驗的金屬拋光工。」辛德勒說。
史登卻帶回了一位只有一隻手臂的男人。「他受過金屬拋光訓練，非常有經驗。」
辛德勒的憤怒，幾乎是本能的。這不是生意，這是累贅。
但史登只是靜靜地看著他。那眼神裡，沒有懇求，只有一種沉著的堅持。
辛德勒最終妥協了。
每一次的妥協，都像一顆石子，投入他內心那片原本平靜無波的湖泊，激起圈圈漣漪。
他開始「看見」。
他不再只是看見一群模糊的、可替換的勞工。他看見了一張張具體的臉。他看見了恐懼，也看見了韌性。他聽見了他們在工廠短暫的安寧中，低聲唱起的歌謠。
他的人性，是被這些細碎的、具體的瞬間所喚醒的。
阿蒙·哥德 (Amon Goeth)。
如果說辛德勒的存在，證明了平凡的惡中，可能萌發出不凡的善；那麼哥德的存在，則展示了惡的平庸性，可以演化到何等恐怖的極致。
他是普拉佐集中營的指揮官。他的別墅，就建在可以俯瞰整個營區的山坡上。
每天早晨，他赤裸著上身，端著一杯咖啡，走到陽台上。他隨意地舉起步槍，像打靶一樣，射殺營地裡任何一個礙眼的身影。
那不是仇恨，甚至不是憤怒。那是一種絕對權力下的、令人不寒而慄的隨意。
生命，在他的視野裡，沒有任何重量。
史匹柏的鏡頭，冷靜得近乎殘酷。它不為哥德的行為，添加任何戲劇性的註解。它只是記錄。記錄他與情婦的調情，記錄他對僕人的虐待，記錄他在酒會上的談笑風生。
惡，不是青面獠牙的怪物。惡，可能是一個有著臃腫身材、品味堪慮、內心充滿了不安全感與自我厭惡的普通男人。當這個男人，被賦予了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時，他內心的空洞，便只能用他人的痛苦來填補。
他與辛德勒，是光與影的兩極。他們在酒桌上稱兄道弟，分享著從猶太人那裡掠奪來的一切。然而，在辛德勒的內心，某種厭惡感，正在不斷滋長。
那不僅僅是道德上的厭惡，更像是一種本能上的、生理性的排斥
他看著哥德，就像看著一面扭曲的鏡子，照見了那個他原本可能成為，但最終沒有成為的自己。
清算。
克拉科夫猶太區的清算，是整部電影的轉折點，也是一道巨大的、無法癒合的傷口。
那是一個煉獄般的長夜。
士兵的吼叫，犬類的吠叫，槍聲，尖叫聲，哭泣聲……所有的聲音，混合成一首龐大的、不協調的死亡交響曲。
辛德勒與他的情婦，在山坡上，騎著馬，像在觀看一場奇異的、不真實的舞台劇。
鏡頭是疏離的，遠觀的。這份疏離，反而讓那份恐怖，更加深入骨髓。因為我們和辛德勒一樣，成了旁觀者。安全的、無能為力的旁觀者。
我們看見，人們被從家中拖拽出來，行李被扔到街上，散落一地。那些曾經承載了一個個家庭溫馨日常的物品—相框，燭台，書籍，孩童的玩具—此刻，都成了無人認領的垃圾。
一個醫生，在毒殺了自己的病人與家人後，平靜地等待著死亡。
一個納粹士兵，坐在鋼琴前，彈奏著莫札特，而窗外，是殺戮。
文明與野蠻，優雅與殘暴，在此刻，形成了一種詭異的共存。
然後，她出現了。
那個穿著紅色大衣的小女孩。
在這片只有黑、白、灰構成的世界裡，那一點紅色，是如此的刺眼。
她不是一個符號。她是一個具體的、獨立的生命。
她小小的身影，在混亂的人群中穿行。她沒有哭，也沒有跑。她只是走著，那份鎮定，與周遭的瘋狂，格格-不入。
辛德勒的目光，被她牢牢地鎖定。
攝影機，也成為了他的眼睛。我們跟隨著他的視線，追隨著那一點移動的紅色。
女孩走進一棟公寓，躲在床底下。我們與辛德勒一起，暫時鬆了一口氣。
但我們都知道，這份安全，是暫時的。
那一抹紅色，像一根針，刺破了辛德勒作為「旁觀者」的最後一層外殼。他無法再置身事外。他無法再假裝，這一切只是一場與他無關的、混亂的生意。
那個女孩，讓他看見了「個體」。
在大屠殺（Holocaust）這個巨大的、冰冷的詞彙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有名有姓的、會哭會笑的生命。
而拯救，必須從拯救一個具體的生命開始。
當辛德勒再次看到那抹紅色時，它躺在一輛運輸屍體的板車上，蒙著泥污，失去了光彩。
那一刻，鏡頭是靜止的。時間，也彷彿靜止了。
辛德勒的臉上，沒有誇張的表情。只有一種深沉的、巨大的哀慟，從他的眼底，緩緩地溢出。
有些東西，在他體內，徹底碎裂了。
也有些東西，在他體內，被重新建立起來。
那份名單。
The List is life.（這份清單，意味著生命。）
這句話，是伊薩克·史登說的。
當辛德勒決定，要將他的「工人」，從普拉佐，轉移到他位於捷克布倫尼茨的新工廠時，這份名單，就成了唯一的方舟。
打字機的聲音，是這一段落裡，唯一的背景音樂。
噠，噠，噠……
每一個鉛字，敲擊在薄薄的紙上，都像一聲心跳。
一個名字，接著一個名字。
Pfefferberg, Poldek.
Wulkan, Chilowicz.
Rosner, Leo.
這不再是商業文書，這是在與死神賽跑。
辛德勒傾盡了他的所有財富。那些曾經用來賄賂、享樂的金錢，如今，被用來購買生命。
他與哥德討價還價，像在菜市場買賣貨物。
「這個人，我要了。」
「這個，值多少？」
他的身份，在此刻，變得模糊而弔詭。他依然是那個投機商人，是納粹黨員，但他交易的貨物，卻是人性本身。
他用魔鬼的語言，行使著上帝的權力。
一千二百個名字。
當名單完成時，史登看著它，顫抖地說：「The list is an absolute good. The list is life. All around its margins lies the gulf.」
（這份名單，是至善。這份名單，就是生命。在它的邊緣之外，便是萬丈深淵。）
這或許是整部電影中，對善，最深刻的定義。
善，不是一種純粹的、不染塵埃的理想。
善，常常是在深淵的邊緣，所做出的，一次次充滿了掙扎與妥協的選擇。
女人們的列車，被錯誤地送往了奧斯維辛。
那是一個連名字，都足以讓靈魂凍結的地方。
當辛德勒得知消息時，他毫不猶豫地，親自前往那個死亡的工廠。
奧斯維辛的場景，是全片最接近地獄的描寫。
從煙囪裡冒出的，是人的骨灰。
空氣中，瀰漫著絕望的味道。
辛德勒用鑽石，賄賂了集中營的指揮官。
他站在月台上，像一個焦急的父親，等待著他走失的孩子。
當那些女人，衣衫襤褸、滿身污穢地從車廂裡走出，看見他時，她們的眼中，流露出的是一種無法言說的、混雜著得救的狂喜與巨大的創傷的表情。
在那個夜晚，辛德勒用消防水管，向悶熱的車廂裡，灑下清涼的水。
水，在此刻，是生命的甘露，是洗滌的恩典。
他站在高處，看著那些伸向天空、渴望著水滴的手。
那一刻，他不再是那個工廠主Herr Direktor。
他
是拯救者。
戰爭，終於要結束了。
辛德勒的工廠裡，收音機裡傳來了德國投降的消息。
猶太工人們，走出了工廠，走向了自由。
而辛德勒，作為一個納粹黨員，一個「戰犯」，必須開始逃亡。
告別的那個夜晚，工人們將自己口中，唯一剩下的一顆金牙，融化了，打造成一枚戒指，送給他。
戒指上，用希伯來文，刻著一句《塔木德》經文：
「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辛德勒，這個一直以來，都表現得如此游刃有餘、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男人，在此刻，徹底崩潰了。
他握著那枚戒指，看著眼前這一千二百個，因為他而得以存活的生命。
他突然意識到，他做得還不夠。
「我本可以救更多人的。」他泣不成聲。
「我本可以救更多人的……如果你們知道我浪費了多少錢……」
他指著自己的車：「這輛車……可以換十個人。」
他指著胸口的黨徽：「這個……金子做的……可以換兩個人……至少一個人……」
「我本可以再多救一個人的……」
懺悔，是整部電影中，最沉重，也最令人動容的一幕。
它讓我們看見，一個靈魂，在真正面對自己內心的道德法則時，所感受到的，那種巨大的、無可迴避的責任。
善，是沒有止境的。
拯救，也永遠不會「足夠」。
當一個人，真正開始承擔起對他人的責任時，他所感受到的，往往不是滿足，而是更深沉的、對於自己做得還不夠的歉疚。
這是辛德勒的十字架，也是他人性光輝，最頂點的證明。
他走了。
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第二天早晨，一個蘇聯軍官，騎著馬，來到了工廠門口。
倖存者們，茫然地問他：「我們現在該去哪裡？」
軍官的回答，簡單而殘酷。
「不要去東邊，也不要去西邊。」
自由，並不意味著一個溫暖的歸宿。
自由，只是另一段顛沛流離的開始。
他們成了歷史的孤兒，在滿目瘡痍的土地上，尋找一個可以被稱為「家」的地方。
他們列隊，走向遠方。
鏡頭緩緩拉升。
黑白的影像，在此刻，漸漸地，被色彩所浸染。
那支倖存者的隊伍，跨越了時空的界限，與一群在現代的、陽光下的以色列，走向奧斯卡·辛德勒墓碑的老人，重疊在一起。
他們是「辛德勒的猶太人」（Schindlerjuden）的後代。
一個個，將石頭，放在墓碑上。
這是猶太人的傳統，用石頭，代替鮮花，代表著永恆的紀念。
歷史，不再是遙遠的、與我們無關的黑白影像。
歷史，就是眼前這些，有著皺紋、白髮蒼蒼，但依然活著的生命。
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是飾演辛德勒的演員連恩·尼遜 (Liam Neeson)，在墓碑前，放下一枝玫瑰。
而後，一隻蒼老的手，覆蓋了上去。
那是真實的、歷史的手。
虛構與真實，在此刻，完成了交接。
電影，結束了。
但那份重量，那份迴響，卻長久地，留在了心裡。
它促使人們思考，在一個集體陷入瘋狂的時代，個體的選擇，究竟意味著什麼？
當制度，成為惡的同謀時，良知，該如何自處？
辛德勒的故事，沒有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
他不是一個完美的聖人。他複雜，矛盾，充滿了人性的灰色地帶。
但正因如此，他的選擇，才顯得格外珍貴。
他讓我們知道，英雄主義，並非只有一種形式。
有時候，它只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多做一點點。
是將一個名字，加入名單。
是為一個絕望的人，提供一個工作的機會。
是在黑暗中，點燃一根小小的蠟燭。
那一千二百個名字，如今，已經繁衍出數千個後代。
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那場巨大的邪惡，最有力、最響亮的回答。
那句古老的經文，也因此，獲得了最真實的印證。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風吹過耶路撒冷的橄欖山。
陽光，灑在奧斯卡·辛德勒的墓碑上。
墓碑上，堆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石頭。
每一塊石頭，都是一個生命的見證，一個關於拯救的故事。
Lia在想，或許，這才是永恆。
不是冰冷的紀念碑，而是生命的延續。
是那份跨越了死亡與時間的、沉甸甸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