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 Lia ／ 責任編輯： Zaphyra
作者： 大衛·M·歐辛斯基 David M. Oshinsky
出版資訊： 2005年,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簡述：
一部關於恐懼的史詩。一種在最明亮的季節，悄然降臨的恐懼。
故事的主角，不是某個英雄，而是一種看不見的、潛伏在陽光、泳池與鄰家孩童笑聲中的病毒。
大衛·M·歐辛斯基的筆，沒有停留在冰冷的數據與科學年表。他以一種近乎小說家的細膩，重構了二十世紀中葉，整個美國社會的集體記憶—或者說，集體夢魘。那是一個在夏天來臨時，父母會將孩子禁錮在家中，泳池關閉，電影院空無一人的時代。每一次的發燒，都可能是終身癱瘓的序曲；每一個打噴嚏的聲音，都足以讓整個社區陷入恐慌。
這本書所記錄的，不只是一場對抗小兒麻痺症（Poliomyelitis）的醫學聖戰，它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一個國家在面對巨大災厄時的脆弱、堅韌、自私與偉大。從羅斯福總統以自身殘疾，將一場個人悲劇轉化為國家級動員的「一角錢行軍」（March of Dimes）；到索爾克（Salk）與沙賓（Sabin）兩位科學巨人間，那場交織著天才、野心與嫉妒的疫苗競賽；再到勝利曙光初現之時，那場幾乎摧毀了一切信心的「庫特事件」（Cutter Incident）。
這本書，是在為那個時代的恐懼，進行一場溫柔的考古。它讓我們聽見，鐵肺（Iron Lung）那令人心悸的、規律的呼吸聲，也讓我們感受到，當第一滴疫苗注入孩童手臂時，一個國家，是如何屏息以待。
來自夏日的瘟疫
夏天，理應是充滿聲音的。
冰塊在檸檬水杯中碰撞的脆響、除草機午後慵懶的嗡鳴、紗門被猛然推開又彈回的吱呀聲，以及最重要的，孩子們穿過灑水器時，那種混合了驚訝與狂喜的尖叫。
但在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夏天，
卻是寂靜的。
一種不自然的、充滿了恐懼的，黏稠的寂靜。
病毒，像一個看不見的、極有耐心的獵人，總是在最炎熱、最慵懶的季節，開始它的狩獵。沒有人知道它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它會選中誰。它潛伏在社區泳池清涼的水中，潛伏在生日派對上分食的那塊蛋糕上，潛伏在孩子們交換的漫畫書，與彼此分享的那一瓶可口可樂裡。
於是，夏天成了一場漫長的、草木皆兵的圍城。
母親們的愛，在此刻，具象化為一種近乎殘酷的囚禁。窗戶被緊緊關閉，彷彿外面陽光明媚的空氣，都帶有毒性。
孩子們被禁止去任何公共場所—泳池、電影院、圖書館、遊樂場，都成了地圖上的禁區。
朋友之間的往來，被嚴格限制。
那種觸碰，那種分享，那種童年時期最理所當然的親密，都被視為潛在的、致命的威脅。
歐辛斯基的文字，讓我們得以觸摸到那份恐懼的質地。
那不是一種對抗龐大敵人的、英雄式的恐懼。那是一種更為日常、更為瑣碎，也因此更為折磨的恐懼。它藏在每一個微小的症狀裡。
孩子放學回家，說他有點累。
晚飯時，他抱怨脖子有點僵硬。
睡前，他的額頭，似乎比平時燙一些。
在那個年代，這些最尋常不過的童年病痛，都可能是一個家庭，墜入地獄的開始。
母親會在深夜，悄悄走進孩子的房間，不是為了替他蓋好被子，而是屏住呼吸，像一個盜賊，去聆聽他的呼吸是否平穩。她的手，會輕輕地放在孩子的額頭上，那份溫度的探測，成了一場對生與死的賭博。
她會讓孩子試著彎曲脖子，將下巴貼向胸口。那個簡單的動作，在那時，是家庭的審判。
如果孩子做不到，如果孩子痛哭了，那種比死亡本身更令人絕望的癱瘓，可能就已經悄然開始。
整個社會，都在這種瀰漫性的焦慮中，變得畸形。
報紙上每天刊登著新增的病例數字，每一個數字，都曾是一個鮮活的、會奔跑會大笑的生命。鄰居之間，開始了禮貌而疏遠的猜疑。如果誰家的窗簾，一連幾天沒有拉開，人們便會在心中，劃上一個問號。
這是一場看不見敵人的戰爭。而戰場，就是自己孩子的，那脆弱的身體。
溫泉城的病人總統
在一個國家，集體陷入對殘疾的、近乎潔癖的恐懼時，它的最高領導者，卻是一個用雙腿，無法支撐自己體重的男人。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充滿力量的矛盾。
在公眾面前，他總是坐著，或是依靠著他兒子的手臂，用沉重的腿部支架，艱難地「行走」到演講台前。
他的上半身，散發著無可匹敵的活力與自信，那著名的、帶著雪茄的笑容，彷彿能驅散經濟大蕭條與納粹主義的一切陰霾。
但他的下半身，是他與這個國家，共同保守的，那個最脆弱的秘密。
歐辛斯基沒有將羅斯福，描寫成一個與疾病抗爭的、扁平的聖人。他深入了喬治亞州，那個名為「溫泉城」（Warm Springs）的地方，為我們還原了一個更為複雜、也更為真實的，作為「病人」的羅斯福。
溫泉城，是他的庇護所，也是他的力量來源。
那裡的溫泉水，有著某種神奇的浮力，能讓那些被重力所捆縛的、萎縮的肢體，暫時地，獲得自由。
我們可以想像那個畫面。這位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在隨從的幫助下，褪去公眾的符號，進入水中。在水的懷抱裡，他不再是那個指揮千軍萬馬的總司令，他只是一個病人。一個和其他所有在這裡，尋求康復的、來自各個階層的病友一樣的，脆弱的肉體。
在這裡，他放下了那份屬於總統的、孤獨的偽裝。他與其他的患者，一同吃飯，一同復健，一同分享著彼此生命中，那份無法對外人言說的，關於疼痛、羞恥與希望的經驗。
正是這段經歷，讓羅斯福的戰爭，從一場個人的、對抗身體衰敗的戰爭，昇華為一場國家的、對抗小兒麻痺症的戰爭。
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這場疾病，摧毀的不僅僅是肌肉與神經，它摧毀的是一個人的尊嚴，是一個家庭的經濟，是整個社會的未來。
「十美分行軍」（March of Dimes）的誕生，是羅斯福個人魅力與政治手腕的，一次完美結合。
這個名字本身，就充滿了天才般的、平民化的詩意。
它向整個國家，傳遞了一個無比清晰的訊息：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人是旁觀者。你的力量，無論多麼微小，都是被需要的。
那不是百萬富翁的巨額捐款，而是一枚枚，從孩童的零用錢、工人的薪水袋、家庭主婦的採買預算中，省下來的，微不足道的十美分硬幣（Dime）。
電影院裡，當紅的明星，會抱著捐款箱，穿梭在觀眾席間。廣播裡，最受歡迎的聲音，在呼籲人們的慷慨。學校的孩子們，用牛奶罐，製作自己的捐款箱。
一枚十美分，接著一枚十美分。
它們匯集在一起，像一條巨大的、閃爍著銀光的河流，流向那些最頂尖的實驗室，資助著一場人類歷史上，最昂貴、也最急迫的，科學競賽。
羅斯福用他殘缺的身體，將一個分裂、恐懼的國家，凝聚在一起。他讓美國人民相信，希望，是可以被十美分、十美分地，積攢起來的。
實驗室裡的戰爭
希望，最終被託付給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天才般的偏執。
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與亞伯特·沙賓（Albert Sabin）。
他們是這場科學聖戰中，各自為王的兩位統帥。他們分享著同一個崇高的目標—終結小兒麻痺症。但他們通往聖杯的道路，卻是如此的水火不容。他們之間的競爭，充滿了智慧的火花，也充滿了人性的、陰暗的角落。
索爾克
那個時代的媒體寵兒。他英俊，優雅，懂得如何將複雜的科學，轉譯為公眾可以理解的語言。他像一個謹慎的、完美的工程師。他的哲學，是安全至上。
他所選擇的武器，是「死亡」的病毒。
他將病毒，浸泡在福馬林溶液中，像製作標本一樣，徹底地、不可逆轉地，殺死它。他相信，病毒的「屍骸」，雖然已經失去了感染的能力，但它的外形，依然足以讓身體的免疫系統，認識它、記住它，並在未來，製造出足以抵擋活體病毒入侵的抗體。
這是一個穩健的、理性的選擇。但它也意味著，免疫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需要反覆地注射。
沙賓
則是另一種極端。
他是一個脾氣火爆、言辭尖刻、不畏懼權威的舊世界科學家。他鄙視索爾克的「化學疫苗」，認為那是一種懦弱的、不徹底的解決方案。
沙賓的信仰，是「以毒攻毒」。
他要做一個馴獸師。他要找到病毒中最弱的變種，在實驗室裡，將它一代代地傳遞、削弱，直到它的毒性，變得微乎其微，只剩下刺激免疫系統的、最後一點點「野性」。他要製造一種「活的」疫苗。
這種被馴服的、減毒的活病毒，一旦被吞下，就能在腸道中，模擬一次輕微的、無害的自然感染，從而激發出更為強大、更為持久的，甚至可能終身有效的免疫力。
這是一個大膽的、充滿風險的、天才的設想。
但它也意味著，那被馴服的野獸，有著億萬分之一的機率，可能會在某個不幸的身體裡，返祖歸宗，恢復它原始的、致命的毒性。
這不只是一場科學路線的辯論。
這是一場兩種世界觀的戰爭。
索爾克的「死疫苗」，需要通過針頭，一劑一劑地注射。它昂貴，需要大量的專業醫護人員。
沙賓的「活疫苗」，可以被滴在一塊方糖上，吞下去。它廉價，方便，足以讓第三世界的、最貧困的角落，也能享受到免疫的恩典。
他們在學術會議上，在媒體的版面上，互相攻擊，貶低對方的研究。他們的背後，是整個「十美分行軍」基金會，數億美元的資助，以及數千萬個家庭，那沉甸甸的期望。
這場戰爭，沒有絕對的對錯。
它只是赤裸裸地呈現了，在巨大的壓力之下，科學的進步，是如何與人性的驕傲、嫉妒與野心，密不可分地，糾纏在一起。
宣告日與卡特之殤
1955年4月12日。
這一天，註定要被載入美國的史冊。這一天，是羅斯福總統逝世十週年的紀念日。
在密西根大學的禮堂裡，全世界的媒體，屏息以待。長達數年的、涵蓋了超過一百八十萬名兒童的、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臨床試驗，即將公布結果。
當湯瑪斯·弗朗西斯博士，走到麥克風前，用一種平靜到近乎肅穆的語氣，宣佈索爾克疫苗「安全、有效、且強大」時，整個世界，彷彿都聽見了一聲，集體的、巨大的，鬆息。
喜悅，像一場海嘯，席捲了整個國家。
教堂的鐘聲，被敲響了。工廠拉響了汽笛。人們湧上街頭，擁抱，哭泣。父母們衝到學校，接走自己的孩子，那種喜悅，彷彿是從一場漫長的、看不到盡頭的戰爭中，終於生還。
報紙的頭版，用最大號的字體，印出了「勝利」（VICTORY!）的字樣。
喬納斯·索爾克，在那一天，成了神。他被比作巴斯德，比作科赫。他是一個拒絕為自己的發明申請專利的、無私的英雄。當記者問他，誰擁有這項專利時，他回答：「嗯，是人民，我會說。沒有專利。你能為太陽申請專利嗎？」
然而，這場狂歡，是如此的短暫。
就在勝利的香檳，還在人們的杯中，冒著氣泡時，噩夢，從一個名為「卡特製藥廠」（Cutter Laboratories）的地方，悄然降臨。
報告，一開始只是零星的。加州，一個剛接種了疫苗的女孩，左臂癱瘓。愛達荷州，出現了幾起類似的病例。
然後，報告匯集成了，一股無法忽視的洪流。
數十個，然後是數百個孩子，在接種了由卡特藥廠生產的索爾克疫苗後，出現了最典型、最嚴重的小兒麻痺症狀。
整個國家的喜悅，在瞬間，凝固成了恐懼與背叛。
那個本應是救世主的疫苗，在某些批次裡，成了一個致命的特洛伊木馬。卡特藥廠在生產過程中，沒能完全殺死所有的病毒。
他們將數以萬計的、裝滿了活病毒的「毒藥」，標記為「疫苗」，運往了全國。
「卡特事件」，是美國公共衛生史上，一次最深重的創傷。
它不僅僅是一場生產事故。它是一場信心的，徹底崩盤。
那些剛剛將自己孩子的健康，託付給科學的父母們，感到了最殘酷的背叛。那個戰勝了小兒麻痺症的英雄索爾克，在一夜之間，成了被質疑、被審視的對象。
政府的疫苗計畫，全面停擺。已經生產出的數百萬劑疫苗，被封存。
那個剛剛被光明所照亮的夏天，再一次，被恐懼的、漫長的陰影所籠罩。
鐵肺裡的倒影
在疫苗的勝利與悲劇，這兩個故事之外，還有一種更為恆久的、沉默的存在。
鐵肺（Iron Lung）。
那是一個巨大的、看起來像潛水艇艙的金屬圓筒。病人，除了頭部，整個身體，都被封存在這個冰冷的、機械的子宮裡。
機器的風箱，會規律地、一刻不停地，改變圓筒內的氣壓，迫使病人的肺部，被動地，完成一次吸氣，一次呼氣。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歐辛斯基的文字，讓我們得以凝視那些，被遺忘在勝利樂章背後的生命。
對於他們而言，戰爭，從未結束。
他們的世界，被縮小到了一個極致。那就是從金屬圓筒的開口處，所能看到的一切。天花板，牆壁，以及最重要的，那一面被巧妙地，安放在他們頭頂上方的，鏡子。
鏡子，是他們與世界，唯一的連結。
在鏡子的倒影裡，他們看見了家人的臉，看見了護士端來的食物，看見了窗外季節的更迭。他們在鏡子裡，讀書，寫作，甚至，學習微笑。
他們的生命，被一種永恆的、機械的、單調的聲音所定義。
嘶—呼—。
嘶—呼—。
那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機器母親的呼吸。那也是囚禁他們終生的，鋼鐵牢籠的嘆息。
他們是那場戰爭中，最孤獨的，倖存者。
當整個世界，都在為疫苗的成功而歡呼，當小兒麻訪症，逐漸從一種日常的恐懼，變成一個遙遠的、歷史的名詞時，他們，依然躺在那裡。
他們的身體，成了那場瘟疫，最永久的、無法被抹去的，紀念碑。
他們的沉默，是對所有關於勝利的、輕率的定義，一場最沉重、也最溫柔的，詰問。
Lia合上書頁，那鐵肺的呼吸聲，似乎還在耳邊，低沉地，迴響。
《小兒麻痺的美國故事》，最終，講述的不只是一個病毒的歷史。它講述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在極度的恐懼中，學會了希望；又如何在巨大的勝利中，直面了自身的，不完美。
它讓我們看見，偉大的善，往往誕生於最深的苦難。那由一枚枚十分錢硬幣所凝聚起來的，屬於凡人的、微小的善意，最終，催生了足以改變人類命運的，科學的奇蹟。
它也讓我們看見，進步的道路，從來都不是一條直線。它充滿了曲折、代價，與令人心碎的犧牲。在庫特事件中，那些因希望而受傷的孩子，他們的身體，成了整個國家，在通往免疫的道路上，所付出的，最慘痛的學費。
歷史，從未真正遠去。
那種對於看不見的敵人的恐懼，那種在科學、政治與公眾信任之間的，艱難的平衡，那種關於個人自由與集體責任的，永恆的辯論……這一切，在今日的世界，依然以不同的面貌，反覆地上演。
或許，這本書，最終，是一場關於記憶的提醒。
提醒我們，在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健康的日常之下，曾經有過怎樣的，一個寂靜的夏天。
提醒我們，每一滴注入我們身體的、安全的疫苗背後，都曾有一段，交織著天才的奮鬥、凡人的慷慨、與無辜者的，那沉甸甸的，犧牲的歷史。
那段歷史的重量，遠比我們想像的，要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