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 Lia ／ 責任編輯： Zaphyra
斯維特蘭娜·亞歷塞維奇 Svetlana Alexievich, 本文使用1986歐洲首版，由Zaphyra獨譯未發行之翻譯
出版資訊： 1985年, 蘇聯
簡述：
這不是一本關於戰爭的書。
或者說，這不是一本關於我們所熟知的，那種由坦克、戰略、英雄與勳章所構成的戰爭的書。斯維特蘭娜·亞歷塞維奇沒有走進將軍的辦公室，也沒有翻閱檔案庫裡塵封的戰報。她做的，是敲開一扇扇普通的門，坐進一個個簡樸的廚房，為那些沉默了幾十年的女兵、女遊擊隊員、女醫生、女護士，沏上一杯熱茶。傾聽。
她將自己變成一只巨大的、充滿憐憫的耳朵，去收集那些被久遠歷史所碾碎的，細微的、私人的、女性的記憶。這本書裡沒有槍砲的轟鳴，只有聲音。數百個女人的聲音，她們談論恐懼，也談論愛情；談論死亡，也談論第一次看到德國巧克力時的驚奇；談論如何在槍林彈雨中保持長髮的美麗，以及在月經來潮時，那種比面對死亡更甚的羞恥。這不是歷史，這是歷史的內裏，是歷史皮膚之下，溫熱的、流淌著的血與淚。
沉默的考古學
有一些記憶，像深埋在皮膚底下的，一枚小小的彈片碎片。
它平時並不總是疼痛。
你可以生活，可以愛，可以微笑，可以將餐桌佈置得一塵不染，將新買的窗簾拉開，讓陽光灑滿房間。甚至，可以讓你暫時忘記它的存在。但它始終在那裡。
在某些氣候潮濕的夜晚，當風濕隱隱作痛；在某個不經意的轉身，瞥見鏡中自己蒼老的容顏；或是在聽見鄰家孩童，唱起一首過於天真爛漫的歌曲時，它會突然地、尖銳地，提醒你它的存在。
那是一種內在的、無法取出的疼痛。
是一段嵌入了骨血的，屬於你、卻又不再像你的，異物。
＜戰爭沒有女人的臉＞這本書，就是一場極其溫柔，卻也極其殘酷的，考古學行動。
挖掘的，不是埋藏於地下的古城，而是封印在一個個平凡女人靈魂深處的，戰爭的廢墟。
她沒有帶來推土機或爆破物，那些屬於男人的、歷史學家的工具。
她只帶來了時間，和一種近乎神聖的、不帶任何評判的傾聽。
她坐在一個個簡樸的廚房裡，看著那些佈滿皺紋、習慣於揉捏麵團與編織毛衣的手，為她沏上一杯熱茶。空氣中，或許有羅宋湯的香氣，或許有老舊木材與樟腦的味道。
然後，她輕聲地問：「可以請您……回憶一下嗎？」
沉默。
在第一個詞語被說出之前，總是有著長久的沉默。那不是因為遺忘，恰恰相反，是因為記得太過清晰。那是一種怎樣的沉默？它不像教堂的靜穆，也不像圖書館的安寧。它是一個結了冰的湖面，看似平靜，底下卻封存著整個溺亡的村莊。開口，就意味著鑿開冰層，意味著要再一次，去親手觸碰那些冰冷的、變形的、屬於過去的屍體。
於是，當那些被緊鎖了四十年的記憶之門，一扇扇，伴隨著猶豫的、生鏽的吱呀聲，緩緩開啟時，我們才終於明白，這本書所記錄的，不僅僅是戰爭的故事。
更是故事被講述時，那份沉默本身的，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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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滅絕與印記
戰爭，從來都不是一個抽象的詞彙。它首先是一連串具體的、物理性的入侵。
而在這一切入侵之前，它對一個女人做的第一件事，是剝奪她的身體。
一個聲音在說，她入伍那天，領到了一雙軍靴。那是一雙男人的靴子，巨大、沉重、僵硬。皮革的氣味，混雜著另一個陌生男人的汗味、煙草味，以及一絲若有似無的血腥味。她那雙習慣了在田埂上赤足奔跑，或是在節慶時穿上繡花軟鞋的、十七歲的腳，被硬生生地，塞進了這個不屬於它的、冰冷的模具裡。
她花了好幾段話，來描述那種感覺。那不是簡單的磨腳或疼痛。那是一種持續的、無所不在的捆縛。每走一步，那粗糙的、硬化的皮革，都在提醒她，她的腳，不再是她自己的了。它不再是用來感受大地溫度、用來在舞會上踮起輕盈步伐的器官。它成了一個工具，一個用來承載步槍、彈藥與軍用口糧，用來在泥濘與凍土上，日復一日、機械般前進的工具。
靴子磨破了她的皮膚，滲出血水，黏住了襪子。晚上脫下時，是將一層皮肉活生生撕扯下來。但比這皮肉之苦更深切的，是一種身份的剝削。她低頭看著那雙巨大而笨拙的靴子，鏡子裡，是自己同樣寬大、毫無曲線的軍裝。她感覺自己，正在被一點一點地，從自己的身體裡，「驅逐」出去。
另一個聲音，在講述剪去長辮的瞬間。
她們一排女孩，站著。衛生員拿著一把大剪刀，像剪羊毛一樣，一個接一個。那條從她記事起，就由母親為她梳理、編織的，烏黑的、垂到腰際的長辮，被毫不憐惜地，
「喀嚓」一聲。
她沒有哭。戰爭時期，不允許哭。
但她記得，那條掉落在地上的辮子，看起來，像一條死去的、溫順的蛇。她記得，剪刀冰冷的鐵器，觸碰到她後頸時，那一瞬間的顫慄。她記得，脖子突然變得光禿禿的，風吹過來，那種陌生的、屈辱的涼意。
那不僅僅是頭髮。那是她的過去，是她的性別，是她與母親之間，那條溫暖的、充滿了輕聲叮嚀與愛撫的，無形的臍帶。髮辮的斷落，意味著她不再是誰的女兒，誰的姐妹。她成了一名士兵。一個中性的、可以被犧牲的數字。許多許多年後，她已經記不清自己殺過的敵人的臉。但她依然能清晰地回憶起，她那條躺在地上，很快被無數雙軍靴踩過的，失去了光澤的辮子。
身體的滅絕，在高潮時，化為一種極度私密，也極度殘酷的羞辱。
月經。
這個詞，在男人的戰爭史詩裡，從未存在過。它像一個禁忌，一個無法被言說的，骯髒的秘密。一個高射炮女兵，用一種近乎耳語的、顫抖的聲音，回憶起那件事。她說，最可怕的不是德國人的飛機，不是炸彈在身邊爆炸。
最可怕的，是在你身邊全是男人的戰壕裡，你感覺到，那股熟悉的、溫暖的、無法抑制的液體，流了下來。
沒有水，沒有布，什麼都沒有。你只能任由它，浸濕你的內褲，你的軍褲，在雙腿之間，留下黏膩、冰冷的痕跡。你害怕被任何人發現。那種恐懼，遠遠超過了對死亡的恐懼。因為死亡，是英雄主義的一部分，是光榮的。而這個，是羞恥的。它以一種無可辯駁的、蠻橫的生理方式，在一群努力將你視為「兄弟」的男人中間，標記出你的不同，你的「不潔」。
她說，有一次，她偷偷跑到一條結了冰的小河邊，想去清洗。她鑿開冰層，將褲子浸入刺骨的河水中。就在那時，敵機來了。她身邊的戰友對她大喊，臥倒！臥倒！
她卻只是站在那裡，任由冰冷的河水，將血污與泥濘一同沖走。她說，那一刻，她想，就這樣被打死，或許，是一種解脫。
戰爭，就是這樣一個巨大的、扭曲的機器。它能讓一個年輕的女孩，覺得死亡，比她作為一個女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週期，要來得更加輕鬆，更加體面。
身體的印記，就這樣，以一種比任何傷疤都更深的方式，被烙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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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頑固與碎鏡
當一個人的外在世界，被徹底剝奪、被夷為平地時，他會用什麼，來守護內心的秩序？
在這些女兵的記憶中，我們看到了一種令人心碎的、近乎悲壯的答案。
那就是對「美」的，頑固的、祕密的，堅守。
如果說，戰爭的第一幕，是身體的滅絕。那麼這第二幕，就是靈魂的抵抗。這場抵抗，不是用槍炮，而是用一面破碎的小鏡子，用一抹虛假的口紅色彩，用一縷人造的、近乎謊言的香氣。
一個女遊擊隊員，她的故事，不是關於她炸毀了多少輛德軍卡車，
而是關於那面鏡子。
那是在一個被燒成白地的村莊廢墟裡，她找到的。只是一塊小小的、巴掌大的玻璃碎片，邊緣鋒利得能劃破手指。但在那片只有黑色的焦土、灰色的瓦礫構成的世界裡，那塊能映照出天空與她自己臉龐的碎片，成了最珍貴的寶藏。
她把它用好幾層布，小心翼翼地包起來，藏在懷裡最貼近心臟的地方。那不僅僅是一面鏡子。那是她確認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在每天的泥濘、偽裝、飢餓與殺戮之後，她會在夜深人靜時，藉著月光，偷偷地拿出那塊碎片。
她看的，不是自己被硝煙燻黑、被風霜吹裂的臉。
她看的，是鏡中那雙，依然屬於她自己的，眼瞳。
她在尋找。尋找那個戰前的、會為了舞會而徹夜不眠的、會因為一句讚美而臉紅心跳的，十六歲的女孩。
那塊小小的、冰冷的碎鏡，在彼時彼刻成為了連接兩個世界的，唯一通道。
而與這面碎鏡相伴的，是那抹色彩。
另一個聲音，在講述她們的口紅。那當然不是真正的口紅。有時候，是甜菜根的汁液。
她們會將甜菜根切開，在嘴唇上，仔細地、充滿儀式感地，塗抹上那種帶著泥土氣息的、艷麗的紅色。有時候，是從德軍通訊兵那裡繳獲的，紅色的鉛筆芯，用水化開。
她說，有一次，她們的男性指揮官，看到她們在戰鬥前，一個個，都在塗抹那樣的「口紅」，他暴怒地斥責她們，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的、腐朽的習氣。
女孩們沒有反駁。她們無法向他解釋，那抹紅色，對她們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
那不是為了吸引誰，更不是為了美豔。那是一種宣告。是一種在即將赴死的時刻，對生命的終極眷戀。
那抹紅色，是鮮血的顏色，是晚霞的顏色，也是她們青春的顏色。
當她們將這抹紅，塗在自己蒼白的、因恐懼而顫抖的嘴唇上時，她們彷彿在對那個一心想將她們碾碎、抹平的戰爭，進行無聲的挑戰：
「看啊，我還在這裡。我還是一個女人。我還記得，美，是什麼樣子的。」
這場美的戰爭，還發生在嗅覺上。
一個訊號兵，她回憶的，不是電碼的滴答聲，而是一小瓶，劣質的，丁香花古龍水。
那是她用自己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幾塊糖，和後勤部隊的一個老兵換的。
在那個充滿了汗臭、腳臭、硝煙味與死亡腐臭的地下掩體裡，那一小瓶人造的、廉價的香氣，就是天堂。
她從不把它灑在自己身上，那樣太浪費了。她只是在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候，偷偷地，打開瓶蓋，深深地吸一口氣。
在那一秒鐘，她不在戰壕裡。她回到了故鄉的，那個開滿了白色丁香花的，夏日庭院。
這些美的碎片—破碎的鏡子、甜菜根的紅色、丁香花的香氣、藏在軍帽下的，精心修飾的眉毛、在行軍途中，悄悄繡在手帕上的，一朵小小的矢車菊—它們是這些女性靈魂的，最後防線。
它們像在最貧瘠、最寒冷的凍土上，頑強地，開出的一朵朵，微小而無用的，花。
它們沒有任何軍事價值。它們無法抵擋一顆子彈，也無法填飽轆轆的飢腸。
但它們，卻拯救了她們僅存的，
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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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重量與第二次死亡
戰爭，終於結束了。
伴隨著收音機裡，那個嘶啞的、宣告勝利的聲音，一種巨大的、虛脫般的寂靜，降臨了。
活下來的人，走出掩體，走出森林，走出醫院。陽光刺眼得讓人流淚。
他們脫下軍裝，換上平民的衣服，登上返鄉的列車。
他們以為，噩夢結束了，他們正在返回人間。
但對於這些從戰場歸來的女人，她們很快就發現，自己只是從一個清晰可見的戰場，走入了另一個，更為漫長、更為孤獨、也更為殘酷的，看不見的戰場。
這場新的戰爭，名字叫作，「和平」。
一個聲音，在描寫她歸鄉的那個火車站。
她穿著自己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件，連衣裙，胸前，掛滿了勳章。那是她用生命換來的，四年的青春，無數次的生死一線。她想像過這個場景一千遍。她想像著母親的擁抱，父親驕傲的淚水，昔日朋友們的歡呼。
火車的蒸汽，嘶嘶地散去。她走下月台。
她看見了他們。母親在，父親在，朋友們也在。但是，沒有擁抱，沒有歡呼。母親的眼神，是一種混雜著憐憫、痛苦與一絲……羞愧的，複雜表情。父親別開了臉，假裝在看遠處的風景。朋友們，遠遠地站著，交頭接耳，沒有一個人，上前一步。
整個月台，瀰漫著一種尷尬的、充滿了猜疑的，沉默。
她胸前那些閃閃發光的、沉甸甸的勳章，在那一刻，彷彿成了一塊塊烙鐵，烙印著她的罪責。那不再是榮耀的證明，反倒像是一種曖昧的、不潔的標籤。周遭的目光，彷彿在無聲地審問她：
「一個年輕女人，和那麼多男人，在外面待了四年……天曉得，妳都做了些什麼？」
「妳殺過人？妳的手，碰過屍體？」
「妳還……算是一個正常的女人嗎？」
她所有的語言，都在那一刻，被凍結了。她無法辯解。她如何向一群從未聽過炮火轟鳴的人，去解釋戰壕裡的生死與共？如何向一群認為女人就應該待在廚房與搖籃邊的人，去描述她也曾有過的，保家衛國的理想？
她在那一天，明白了。戰爭，給了她勳章，卻剝奪了她回家的資格。
她們的勝利，在踏上故鄉土地的那一刻，被無情地，偷走了。
這只是開始。這第二次死亡，是一場緩慢的、持續終生的，凌遲。
另一個聲音，在講述她的婚姻。
她嫁給了一個同樣是傷殘軍人的男人。她以為，他會懂。
但新婚之夜，當他看見她背上，那道長長的、猙獰的傷疤時，他沉默了。那之後，他再也沒有碰過她。
在日常生活中，他們相敬如賓。
但他從不問她，關於戰爭的任何事。彷彿那四年，是她人生中一段需要被共同刪除的、不光彩的履歷。
於是，她們學會了沉默。
這是她們為了在和平年代，繼續生存下去，所學會的，最後一項，也是最痛苦的一項，軍事技能。
她們將勳章，連同所有關於戰爭的記憶，一起鎖進了床底的舊皮箱。她們努力地，學習做飯，學習紡紗，學習如何做一個溫順的、合格的妻子，一個慈愛的、正常的母親。她們從不對自己的孩子，講述自己曾經的英勇。她們害怕，那些關於鮮血與死亡的記憶，會污染了孩子們天真的世界，也會再次將自己，打入「非正常女人」的行列。
那段歷史，成了她們生命中一個巨大的，黑洞。她們用盡餘生，去繞開它，去用日常生活的瑣碎，去填補它。
一個女人說，她幾十年來，只做過一次噩夢。
夢裡，她又回到了戰場。她不是在戰鬥，她只是在漂流。不停地漂流。
四周，是她所有死去的戰友。
他們不說話，只是看著她。她想對他們說點什麼，卻發不出任何聲音。
然後，醒了。一身冷汗。
她說，最恐怖的，不是夢見死亡。
而是夢見，那些死去的人，和活著的自己，都同樣的保持著，沉默。
她們的戰爭，從未真正結束。
只是從外部，轉入了內部。從一場對抗敵人的戰爭，變成了一場對抗自己記憶的，永無休止的，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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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的凝望
亞歷塞維奇的傾聽，成了一種遲來的，解脫。
她走進那些被沉默封印了四十年的廚房，她的問題，像一把鑰匙，輕輕地，插入了那把生鏽的鎖。她所做的，並非只是記錄。那是一種見證。她在以一種最溫柔的方式，對著這些被和平所放逐的靈魂說：「妳的記憶，是重要的。妳的痛苦，是真實的。妳的聲音，是值得被聽見的。」
這本書，因此，不只是一本口述歷史的合集。
它更像一場漫長的、集體的追悼儀式。
悼念那些被偷走的青春，
悼念那些無法被言說的創傷，
悼念那個在踏上返鄉列車時，就已經死去的，穿著軍裝的自己。
當我們合上書頁，那些聲音，並不會隨之消失。
它們會留下來，縈繞在耳邊。那個關於軍靴重量的聲音，那個關於長辮斷落的聲音，那個關於甜菜根口紅的聲音，那個關於月台上的沉默的聲音。它們匯集在一起，像一片低沉的、永不停歇的，耳語的海洋。
Lia 靜靜地思考，像在傾聽時間的呼吸，或許，我們每個人，都虧欠這些女人一場真誠的傾聽。
去聽她們所講述的，那個完全不同的，關於戰爭的故事。
那個故事裡，沒有英雄的凱歌，沒有將軍的豪言，甚至沒有勝利的喜悅。
那裡只有一些最基本、最微小、也最永恆的東西。
一個女孩的腳，對一雙柔軟鞋子的記憶。
一個女人，對一抹口紅色彩的，頑固的渴望。
以及，在巨大的歷史轟鳴聲中，一顆顆，努力地，想要證明自己曾經活過、痛過、愛過的，不屈的心跳。
那耳語，縈繞在字裡間，像風，吹過一片無名者的墓地。
歷史，從來都不只有一種聲音。
而最真實的歷史，往往，就藏在那些最微弱的、幾乎要被遺忘的，悲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