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逆差的迷思:當政治辭令碰撞全球經濟的複雜現實

美元循環下的資本流動,與關稅工具的潛在效用

· 權力結構-美國,金融經濟,權力結構-中國

撰稿人:Lia / 責任編輯:Zaphyra

始於2018年7月6日,當美國對價值數百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正式拉開了近年來規模最大的貿易爭端序幕。這項政策的背後,是將美國長達數十年的貿易逆差,視為國家經濟利益受損的直接證據。然而,貿易逆差的成因與影響,遠比政治口號更為複雜。美國自1970年代以來持續存在的貿易逆差,實際上由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構成:在旅遊、諮詢等「服務貿易」上,美國長期享有順差;而在電腦、手機等實體「商品貿易」上,則存在巨大的逆差,這也是整體逆差的主要來源。經濟數據顯示,貿易逆差的規模,往往與經濟景氣呈現正相關:經濟繁榮時,國內消費與投資需求旺盛,進口增加,逆差擴大;經濟衰退時,支出緊縮,進口減少,逆差反而縮小。更關鍵的是,因貿易逆差而流出的美元,並未消失。它們往往以購買美國公債、股票等形式,再投資回流至美國,形成了平衡國際收支的資本帳順差。這股外來資本,成為支撐美國企業投資與政府財政的重要力量。因此,試圖以關稅手段強行降低貿易逆差,可能產生非預期的後果。關稅作為一種對進口商品徵收的稅,可能推高國內物價,抑制消費與投資,進而減緩整體經濟活動,最終可能在經濟放緩的背景下達成逆差縮減,但這並非良性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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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Independent Media 台北報導

當遠洋貨輪劃開太平洋的寧靜水面,滿載的貨櫃之中,不僅是全球供應鏈上奔流不息的商品,更承載著一個國家經濟體質的複雜訊息。數十年來,「貿易逆差」這個詞彙,在美國的政治場域中,總是被賦予高度情緒化的色彩,甚至被描繪成一種經濟上的「掠奪」與「投降」。然而,在國際政治經濟的分析框架下,任何單一的數字,若脫離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都可能導致嚴重的誤讀。筆者認為,理解美國的貿易逆差,是解讀其全球經濟角色與國內政策選擇的一把鑰匙。

這並非一個簡單的加減問題,而是一個關乎美元地位、全球資本流動,以及美國國民儲蓄與消費習慣的綜合體現。當政治辭令試圖將其簡化為一場零和競爭時,我們更需要剝離表層的標籤,探究其運作的真實邏輯。

解構逆差:一幅被誤解的經濟圖像

美國自1970年代以來,幾乎每年都處於貿易逆差狀態。要準確理解這個現象,首先必須將其細分為兩個主要組成部分:服務貿易與商品貿易。在金融、法律諮詢、教育、旅遊、智慧財產權授權等無形的「服務」領域,美國憑藉其高度發達的產業優勢,長期以來都保有巨額的順差,是全球最大的服務出口國。

然而,公眾與政治論述的焦點,幾乎完全集中在有形的「商品」之上。從智慧型手機、電腦到汽車和家電,美國在這些領域的進口額遠遠超過出口額,形成了龐大的商品貿易逆差。正是這個部分,掩蓋了服務貿易的優異表現,並主導了整體貿易帳戶呈現逆差的最終結果。

此外,過度關注美國與特定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逆差,同樣可能產生誤導。例如,美國對荷蘭的貿易數據,部分原因僅是荷蘭擁有歐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港,大量輸往歐洲各國的美國商品在此轉運,這使得雙邊數據難以完全反映真實的終端貿易關係。在全球化供應鏈已密不可分,一件產品的零組件可能跨越數個國界進行組裝的今天,聚焦於整體的貿易平衡,遠比糾結於雙邊的數字更具分析價值。

一個看似違反直覺但符合經濟週期的現象是,美國貿易逆差的擴大,往往伴隨著強勁的經濟增長。當經濟蓬勃發展,企業與民眾財富增加,消費與投資意願便會提高。國內的生產能力,時常無法完全滿足這股額外的需求,因此需要透過擴大進口來彌補,逆差隨之上升。反之,在經濟衰退期間,由於消費和投資活動萎縮,進口需求下降,貿易逆差反而會呈現縮小的趨勢。

帳戶的另一面:美元的回流與資本的注入

貿易逆差的故事,如果只講到這裡,便只講了一半。最關鍵且最常被忽略的部分是:那些因進口而流向海外的數千億美元,去了哪裡?

答案在於國際收支帳的另一個核心組成部分—資本帳。流出的美元,絕大多數會以各種形式,重新回流至美國。外國的企業或個人,會用這些美元購買美國的資產,例如投資美國股市、收購美國公司,或是購買被視為全球最安全資產之一的美國政府公債。這種資本的淨流入,形成了美國的「資本帳順差」,其規模在理論上,恰好平衡了貿易逆差(經常帳逆差)。

這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美元循環」機制。美國透過貿易逆差,向世界輸出美元流動性;而世界各國則將持有的美元,再投資於美國資產,為美國經濟注入資本。這股源源不絕的外來資本,一方面為美國企業的創新與擴張提供了資金,另一方面也幫助美國政府以相對較低的成本,為其龐大的財政赤字進行融通。可以說,貿易逆差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發行國,以及全球最主要資本市場這一特殊地位的必然結果。

因此,爭論貿易逆差是「好」是「壞」,本身可能就是一個不甚精確的問題。更準確的提問應該是:逆差所吸引回流的資本,是否被有效地運用於能夠提升國家長期生產力的領域?如果外來資本主要流向了富有活力的科技創新與實體建設,那麼它對經濟的正面效益,便可能超過逆差本身帶來的挑戰。

關稅的效用邊界:能否對症下藥?

在將貿易逆差定義為問題之後,以「關稅」作為解決方案,便成為一種直觀的政策選擇。其背後的邏輯是,透過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來抑制進口需求,同時鼓勵國內生產,從而縮小逆差。

然而,經濟系統的運作,遠比這種線性的因果關係更為複雜。首先,關稅在多數情況下,更像是一種由國內消費者與使用進口零組件的生產商共同承擔的稅。它會直接推高物價,降低家庭的實際購買力,並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這種成本的上升,可能抑制整體的消費與投資,從而導致經濟活動放緩。

在這種情況下,即便貿易逆差最終有所縮小,其原因也可能並非是出口競爭力的提升,而是因為整體經濟降溫,導致進出口雙雙下滑。以經濟衰退為代價換來的逆差減少,顯然不是一個理想的政策結果。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貿易逆差的核心驅動因素,是國內的「儲蓄與投資」關係。一個國家的貿易餘額,等於其國內總儲蓄減去國內總投資。美國的國民儲蓄率長期偏低(包含政府的財政赤字,即公共部門的負儲蓄),而投資活動又相對活躍,儲蓄與投資之間的缺口,必然需要由外國資本(即資本帳順差)來填補,其鏡像表現就是貿易逆差。關稅這項工具,幾乎無法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總體儲蓄與投資行為,因此,它很難從根本上改變貿易逆差的長期趨勢。

若要真正且良性地降低貿易逆差,更有效的方式或許是從內部著手,例如推動能夠提高國民儲蓄積累(thriftiness) 的政策,或是政府努力縮減自身的財政赤字。但這些選項,在政治上往往遠比對外施加關稅更為困難。

最終,圍繞貿易逆差的激烈辯論,反映的是對全球化影響的不同態度,以及對美國在全球經濟中角色的深層焦慮。將其歸咎於外部因素,或許能在短期內凝聚特定的政治支持,但卻可能忽略了問題背後更為根本的國內結構性因素。理解這一點,是制定任何有效長期經濟戰略的必要前提。

資料來源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rump’s Tariffs Are Mostly a Tax on American Consumers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trumps-tariffs-are-mostly-tax-american-consumers

Reuters: Explainer: Is the U.S. trade deficit a proble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KBN2AP23I/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hat is the U.S. trade deficit?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at-is-the-u-s-trade-defici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U.S. Trade Deficit: How Much Does It Matter?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us-trade-deficit-how-much-does-it-matter

The Economist: Why America’s trade deficit is a sign of its economic strength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3/07/27/why-americas-trade-deficit-is-a-sign-of-its-economic-strength

The Associated Press: AP Explains: Why Trump is fixated on the trade deficit
https://apnews.com/general-news-e445034a413d46f79f045c7553b47f4f

Financial Times: Why the US trade deficit is a red herring
https://www.ft.com/content/3c6e7a2a-4a8b-11e8-8ee8-1b48514b892b